货币推翻了满清!?晚清最后救危图存的币制改革

Jun26

货币推翻了满清!?晚清最后救危图存的币制改革

  也说道光的「败由俭」

  中国有一句名言:成由俭,败由奢。

  农耕民族,因为一年有四季,偶然还会有水旱蝗灾,节俭不但可以越冬,而且可以保证在灾难来临时,有抵御灾难的能力,这本无可厚非,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是,这种「俭」只是一种持家的原则,而不是治国的理念。我们知道,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是万万不能「俭」的,在不该省钱的地方省钱,必然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道光皇帝,就是这样一个人。

  嘉庆帝驾崩后,道光帝即位。此时的大清王朝,已经在诸列强面前显示其落后、孱弱的一面。在治国理政方面,他盲目推崇「节俭」之风,甚至连军费开支都大大缩减。造成举国上下一片积贫积弱的景象。朝野上下表示出了严重的不满:乾隆皇帝时,东伐西征,兵强马壮,耗费银两无数,相反还是太平盛世。而如今崇尚节俭,老百姓却越过越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更可笑的是,道光帝到了国家生死关头时还想着「节俭」二字。当时林则徐奉命查禁英国商人的鸦片,英商允诺,他们的鸦片也是从批发商处抵购的,因此,只要清政府以茶叶来抵扣这些鸦片,让他们对自己的批发商有个交代,他们就立刻回国,并保证不再往中国销售鸦片。且不论这些商人是否在扯谎,但清政府只要马上拿出足够的茶叶,并把这些商人驱逐出境,至少为「鸦片战争」的爆发争取到控制局势的主动权。

  面对这个消息,林则徐满心欢喜以为道光帝会答应,结果道光帝看到奏折之后,心头不悦,竟然不准──此时英国商人已经等得不耐烦。林则徐无可奈何,情急之下只好让地方筹措经费,迅速礼送这些商业侵略者出境。结果,等林则徐筹措到了经费之后,英商们的求援电报早已发到伦敦,英国议会已经决定派军舰前来。

  历史地看,道光帝的节俭反映了他不自信的内心世界。到了道光一朝,清王朝虽然还是大清王朝,但世界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世界。不知名的小国葡萄牙、英吉利、法兰西接踵而至,道光帝自己也不明白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笔者认为,在殖民与被殖民的世界格局下,以及源源不断的鸦片交易,中国的白银不断外流,而且,当时的中国人还沉浸在昔日的「康干盛世」的大梦中,道光帝的祖父乾隆皇帝所开创的「千古伟业」,还不足五十年就快到他手上一败涂地,国库入不敷出。因此,在这样的局面下,道光帝想不节约都不行。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道光帝陷入了「越穷越俭,越俭越穷」的恶性循环。他没有跳出简单的、对于自身道德的叩问,走向世界、人类与历史的高度来重新审视这个国家,而是不断在礼仪伦理上做过度的阐释。

  作为一位来自于金戈铁马游牧民族的皇帝,道光帝的身上显示出了近似于晚明诸帝一般的无能与懦弱,这是非常遗憾的。历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道光帝是从中国古代跨向近代时期的执政者,因此,他反映了中国的民族性遇到世界性、现代性时的尴尬。笔者以为,这一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十年前,康奈尔大学教授林珍珠(Jane Kate Leonard)曾写过一本书,叫《遥控:道光皇帝对大运河危机的治理,一八二四——一八二六》(Controlling from a far: The Daoguang Emperor'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al crisis, 1824-1826),里面就提到道光帝既想节约,又想办事的两难尴尬,导致大运河的漕运危机贻患后世。而清史泰斗蔡东藩先生对道光帝有更为客观的评价:「徒齐其末,未揣其本,省衣减膳之为,治家有余,治国不足」。

  我收藏了一枚「道光通宝」,轻薄质朴,犹如道光帝本人的执政风格。比起「康熙通宝」与「乾隆通宝」的厚重来说,「道光通宝」确实逊色一筹。据野史记载,道光帝为了贯彻其「俭风」,甚至要求铸币局要减少用铜量,结果导致「道光通宝」成为了清史上最轻薄的钱币之一。无怪乎历史学家孟森先生曾以「庸暗」来评价道光帝执政时的中国,窃以为,此两字虽不中听,但却贴切。

  咸丰重宝:晚清危局自此始

  历史学界有个词,叫晚清。

  这些年,这个词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被认为是研究中国与全球化、世界性与现代性关系的重要时代。但是,「晚清」却不是一个好听的词汇,意味着大清国的基业摇摇欲坠,「晚」即「末」也,反映了清王朝江河日下、走向衰颓的历史必然。

  笔者认为,「晚清」之「晚」,应从咸丰皇帝说起。

  自咸丰帝开始,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一批汉族知识份子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李鸿章及其后的盛宣怀、唐廷枢等人,开始大量进入朝廷中枢机构与地方政府。与此同时,清廷开始进行「洋务运动」,这些汉族知识份子又成为这场现代化运动的主心骨。

  清朝建立后,从来未曾忽略过汉族知识份子的重用,但与此同时的是,一批满族贵族却因为政权的建立,而疏于个人素质的提升。因此,到了咸丰年间,八旗、绿营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与治国参政的能力,汉族知识份子成为了晚清历史舞台的主力军。

  这当然是好事,见证了汉族知识份子的能力,也反映了多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大历史观。但这从另一个侧面也暴露出「晚清」的历史特征:即对于满族这个

  民族精神、文化的戕害。自道光以降,满族贵族多半吸食鸦片或狎妓、酗酒,甚至盗卖家当以换来鸦片,早已失去了「马背上的民族」这一彪悍的秉性,而是沦为了卧榻上吞云吐雾的浪荡公子。无怪乎一位历史学家曾感叹:「亡清者,非革命党也,乃满(族贵族)也」。

  这种令人惋惜、忿恨与不甘衰退,从咸丰始,一直延续到清朝覆灭。「八旗子弟」从曾经令人惧怕的金戈铁马,沦为了后人用来形容纨绔浪荡破落户的代名词,这不但是一个王朝、时代的悲哀,也是满族这个民族的无奈。

  在这种语境下,满族官员与汉族官员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汉族官员主张革新、改良、兴洋务,除却恭亲王奕欣等少数改良派官员之外,大多数满族贵族都是顽固守旧派。主张固守「祖宗成法」,对于舶来的商品、文化与思想可谓恨之入骨。甚至明里暗里对汉族洋务派官员指指点点,或是背后「打小报告」,他们逐渐构成了束缚整个晚清走出困局的最大障碍。

  满汉冲突爆发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咸丰年间的严重通货膨胀,这是清朝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前面说过,康熙年间,政府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开始允许各省铸币,用来平衡省内通货。这本是一个创举,但到了咸丰年间,局势发生逆转,东南沿海战事不断,割地赔款是家常便饭,太平天国风起云涌,白银哗哗外流,国内税赋难以为继。而且,国内铜矿的铜都优先供给军需。国内铸币的铜不但不够用,而且原来的面额也因为通货膨胀而贬值。满族贵族、大理寺卿恒春提了一个方案:铸造大钱「咸丰重宝」。

  所谓大钱,就是比原来的钱要大一些,但是背后所标注的面额却吓死人。不但有「当十」而且还有「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五种,甚至用铁和铅来冒充铜,成为了全天下的大笑话。这样滥发钞票的货币政策虽然可以节省不少贵重金属,但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通胀灾难。

  这种做工粗糙,没有丝毫审美价值的「咸丰重宝」,让中国农村市场的米价大跌,使得咸丰一朝民不聊生,但却大大促进了白银的外流,构成了「宁与外邦,不给家奴」的真实写照。分管粮税的户部侍郎王茂荫先后向咸丰帝递交了《条议钞折》与《再议钞法折》,意图叫停大钱铸造,改发行国家信用的纸钞,采取强制性的「良币驱逐劣币」措施,进以平衡白银外流这一问题。果不其然,这条折子引起了满族贵族的集体抗议。

  王茂荫无可奈何,只有向咸丰帝求饶。「请旨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谢天下」。当然,咸丰帝也没有惩处王茂荫,但大钱还在铸造,仅咸丰一朝,中国经济就从康干盛世打下的老底子,跌落到了民不聊生的境地。而朝廷上的满汉之争还在持续,形成了蔓延晚清半个世纪的「党争」,这为今后戊戌变法的失败、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打下了政治基础。

  「咸丰重宝」反映了咸丰年间的时代变革与政治乱象,是晚清中国社会的缩影。我有不少枚「咸丰重宝」,刚开始收藏古币时,我总怀疑这样粗糙的钱币是后世仿造的赝品。但当我读到这段历史时,对于「咸丰重宝」的这种粗糙做工,亦不再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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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的「币制改革」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的钱币有过几种形态。一种是原始社会的贝币,即用贝壳代替货币,进行交易;到了奴隶社会,根据日常生活的农用器具如刀、铲的样子,铸造出了刀币、铲币(又名布币),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始铸方孔圆币的「半两钱」。这样的方孔圆币,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了两千多年。

  终于,它们在光绪年间,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只是这种退出的样态,有点悲壮。

  晚清洋务运动愈演愈烈,到了光绪年间,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占据了相当的一席之地。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改良时局、呼吁君主立宪的声音不绝于耳。为了与「国际」接轨,一八九八年,光绪帝终于决定币制改革,在全国推行英国机器铸造的「铜元」和「银元」,逐步替代流传几千年的方孔圆币。当然,为了防止社会动荡,方孔圆币也照常发行,只是数量大不如前。

  为什么光绪帝会进行币制改革呢?

  前面我们说过,咸丰朝做过一次荒唐的「币制改革」,在满族贵族王公大臣的推动下,发行「咸丰重宝」大钱,导致银价上涨,米价下跌,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到了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祸国殃民的「咸丰重宝」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抵制。因此,同治年间又恢复小面值方孔圆币制钱的使用。但是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与租界经济的繁盛,大量白银外流,国民经济始终在崩溃的边缘游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福建、广东两省曾在铸钱时减少铜的添加,铸造「光绪通宝」小制钱,但这对于整个帝国的经济危机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铸了几年后,不得已,相继关闭了铸钱炉。

  如何平衡银本位制下的货币流通,提高官方货币的购买力,进而缓和社会矛盾?这个问题不但困扰着光绪帝,也困扰着朝堂上所有的满汉大臣。他们不得不开始考虑如何重新改革币制,以实现这一目的。

  二十世纪末,福建、广东与江苏三省又走到了币制改革的前面。当代的地方官员认为,与其铸小钱或粗劣的「重宝」,不如与国际接轨,铸造精美的机铸铜元。果然,精美的机铸钱「光绪元宝」铸成之后,在当地流通甚广,民众也相当认可。光绪帝遂下诏:「近来各省制钱缺少,不敷周转,前经福建、广东两省铸造铜元,轮廓精良,通行市肆,民间称便。今日江苏仿照办理,亦极便利,并可杜私铸私销之弊。着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即就各该省搭铸通行,至京师制钱亦应照办」。

  这篇篇幅不长的圣旨,却在中国经济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意味着方孔圆币即将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中国将采取西方的标有面额的现代金属铸币模式,与国际接轨。虽然这难以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的通货膨胀,但是这却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变革中缓慢前行的趋势。

  「币制改革」是以「洋务运动」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的产物,也是西方工业文明、经济制度在中国的投影。据不完全统计,光绪年间,全国各省铸造的铜元、银元累计百万枚以上,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白银的外流,提高了货币的兑换率,也在客观上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历史地看,铜元对于制钱的替代,反映了中国的货币体系从古代进入到了现代,「面额」这一概念首次真正地引入到了中国,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负责督办这件事情的,恰是一代名臣张之洞。他既是「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也是汉族知识份子的杰出代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之洞不但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有着深谋远虑的经济学家──「铜元」这一新生事物一直沿用至今,即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硬币。

  在光绪年间,除了币制改革之外,也有许多其他可圈可点的现代变革,譬如废除科举考试,实行「预备立宪」,建立员警制度等等,这些都为后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丰富而又切实的经验,如果我们跳开单纯的王朝历史,而是进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大历史来看的话,这些都是有积极借鉴意义的。

  不信汉,并不信满

  宣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年号,看过长篇回忆录《我的前半生》或电影《末代皇帝》的人,对于这个年号,应不陌生。一个几岁的小孩子,被抱上了金銮殿,皇位坐了刚满三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这个小孩子,也在人生中经历了张勋复辟、驱逐出宫、伪满洲国等一系列变革之后,终于洗心革面,成为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并应邀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从皇帝到公民」,既是溥仪的转变,也见证了整个中国现代史的风云变幻。但是宣统帝在位的三年里,中国社会还是发生了不少变革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大变革。无论是各地的「革命党起事」,还是「皇族内阁」,实际上都反映了一种现代化的尝试。

  我们知道,「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是洋务运动以来,清王朝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但是可惜的是,经历了洋务运动之后,中国的经济、军事确实有了现代化的影子,但在甲午海战中,依然一触即溃,沦为「三岛倭奴」日本的手下败将。对于朝野上下而言,这是一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

  因此,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成为了当时清王朝不少有识之士的主张。尤其是日本通过王政复古、废藩置县与内阁制一系列政治革新,迅速成为亚洲强国的经验,为清王朝所钦羡。

  早在光绪年间,清王朝就逐步实现了一系列的「立宪运动」。包括「五大臣出洋考察」、「下诏预备立宪」并颁布《宪法大纲》等等,到了宣统元年,各省咨议局开始选举,资政院也开始「开院」,全国一片要求「开国会」之声,一切有模有样,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

  到了一九一一年,也就是宣统三年,清政府决定裁撤军机处,改设内阁,按照日本、德国的模式,来进行中国的立宪探索。从准备至实施,一共仅六年时间。内阁学士文海与内阁中书王宝田就共同认为,中西风俗、国情不一样,如果照搬照抄,必然会引起排异现象。对于「立宪」是否能救国家于危难,应从长计议。

  裁撤军机处之后,清廷慌不择路地宣布了「内阁名单」,其中十三名大臣中,满族九人,汉族四人,而且其中还有总理大臣、民政大臣、度支大臣、海军大臣等七人实权者是皇亲国戚,消息传出后,举国公愤。舆论称其为「皇族内阁」,认为此内阁的「立宪」有名无实,与当年的军机处无异。譬如《申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新内阁不过为旧日军机处之化名耳」。

  平心而论,这些官员也尽非颟顸无用之人,譬如司法大臣爱新觉罗‧载昌是积极的立宪推行者。但清廷这样的人事布局,却在社会矛盾高度激烈的当时激起了共愤。这反映了,清廷到了历史关头,都保持着狭隘民族主义甚至「家天下」的思想,关键时机仍以「宗室」为主,不但排斥了汉族知识份子,甚至对满族知识份子也是「谨慎使用」。这无疑失去了全国各阶层的信任与认可。

  御史胡思敬曾批评「皇族内阁」的虚伪:「其小人无知者,疑皇上以天下为一家之私物,不信汉,并不信满,各怀一自外之私心,由是国家渐成孤立之势」。在这样的语境下,一大批满族知识份子、官员与有识之士也都对宣统帝离心离德,认为这种「内阁」连康熙、乾隆年间的「满汉一体」的内阁都不如。

  错误的民族政策与狭隘的民族观,导致了「皇族内阁」的迅速破产。就在「皇族内阁」粉墨登场不久之后,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王朝走向了末路。起义军攻城克地一路,「满洲世仆望风而逃,弃城守如敝履,视朝命如弁髦」,可见清廷离心离德到了何种地步。

  「不信汉,并不信满」是「皇族内阁」的本质,也是晚清政局的一个特征。晚清是汉族知识份子唱主角的时代,以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盛宣怀为代表的汉族官员,为延缓清政权的垮台,确实殚精竭虑,做了不少贡献。但是清廷的皇亲国戚对他们并不信任,而且更有什之,连满族官员也受到保守派皇亲国戚的排挤,这不得不说是清廷的悲哀。

  我曾经有幸获得一枚「宣统通宝」的机铸钱,好端端的方孔被图方便凿成了圆孔,结果成了一枚看起来有些滑稽的货币,如当时的「皇族内阁」一般不伦不类。

  「五族共和」开新面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告别了封建王朝,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虽然成立得非常仓促,但却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新的中华民国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和国,首次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里面有这样一段: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这样的论调,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包括孙中山自己。早年孙中山发动革命时,曾因为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一度提出过大汉族主义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随着自身革命阅历的增长,孙中山不但不再主张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复仇口号,相反,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还主动表示与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决裂。他认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

  「五族共和」是由孙中山提出的、全新的民族主义观,深刻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对晚清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的一次清算。意味着孙中山从狭隘的暴力革命与大汉族主义转向了国家建设的「三民主义」,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并没有「五族共和」一说,只有「华夷之辨」,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既与人类学、人种学与民族学等现代科学传入有着必然联系,也与西方列强的入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英、法、美、日等列强的进入,使得中国人不再纠结于狭小的「民族」区分,而是作为中华民族这个整体,集体向列强发出「东方醒狮」的怒吼。

  在这样的政治理念上,中华民国政府破天荒地成立了「蒙藏事务局」(后更名为「蒙藏委员会」),相对于清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而言,「蒙藏事务局」则在法理上与科学上更进一步,反映出了中华民国政府对于民族问题更加具有现代意识。

  而且,蒙藏事务局刚一成立时,班子成员就体现出了「五族共和」的特点。其中包括蒙古族的「总裁」贡桑诺尔布、汉族的「署理副总裁」姚锡光与满族的「副总裁」荣勋。虽然他们三位都是清廷的旧官僚出身,但是都是「五族共和」的拥护者。以「总裁」贡桑诺尔布为例,他做了十六年的「蒙藏事务局」的总裁,期间做了不少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工作,不但身体力行团结蒙古族、藏族的佛教领袖,而且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办了白话报,在基层民众中宣传「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

  拙友刘大先博士对贡桑诺尔布的历史功绩有过专门的考证,早在一九二○年代,贡桑诺尔布就在西单石虎胡同兴办了「北京蒙藏学校」,自任校长。期间,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共产党人曾在此学校授课,而乌兰夫、李裕智等进步学生,也是该校的杰出校友。从这点来看,「蒙藏事务局」的历史功绩,理应被后世所铭记。

  当然,相对于「五十六个民族」来说,「五族共和」显然有其局限性。但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这却是对于自身民族的先进认识。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直在努力践行「五族共和」的理念,并且对于清朝王室,一直采取优待政策。

  在中华民国的国旗上,「五色旗」意味着「五族共和」。在政权初肇的一九一二年,民国政府发行了一套「开国纪念币」,钱币的正面就是「五色旗」。「五族共和」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民族学、政治学专有名词的范畴,成为当时举国上下念兹在兹的一个概念。

  这里有个值得一提的小插曲,颇为有趣。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专程去了清廷「摄政王」载沣家中,拜访载沣。这让载沣受宠若惊,而且孙中山还赠给载沣一张自己的照片,上面写着。「醇亲王惠存,孙文赠」。

  据说,一九五一年载沣去世前,床头书桌上一直摆放着这张照片。

  本文节录自《读钱记──谁把历史藏在钱币里》,作者韩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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