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灭亡与清朝的入关

Nov11

明朝的灭亡与清朝的入关

时间:2018/11/11 22:19 | 发布:历史 | 分类:清朝历史
  一、“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福王小朝廷内幕

  清军进驻北京的消息传来,江南的和从北京逃来的地主、官僚,便在南京开始了建立政权的倾轧。以史可法、姜曰广为首的一派,主张选立比较贤德的潞王、神宗皇帝的儿子朱常;但是,以马士英等为首的宦党官僚和军阀,则主张拥立世系较近但却昏淫的福王朱由崧。折腾一气,宦党和军阀取得了胜利。

  元年(1644)5月20日,朱由崧即帝位于南京,建元“弘光”,以明年为弘光元年,这便是第一个南明小朝廷。结党营私的马士英掌了实权,力主抗战的史可法被排斥到江北督师去了。

  马士英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面外结江北四镇,一面内引魏忠贤的党棍阮大铖,说他善谈兵,给他授衔兵部右侍郎,转过年,更擢他为兵部尚书。马士英的倒行逆施,使得刘宗周等一些比较正派的官员先后辞职罢去,小朝廷里就更无“善类”了。

  那江北四镇,是指驻军淮安的刘泽清,驻军泗水的高杰,待在临淮的刘良佐,和驻扎庐州的黄得功。黄、高过去就有矛盾,刘泽清则娱心土木声色,刘良佐也无心抗战。四镇中,除了高杰后来积极抗战外,其余三人,始终各揣心腹事。

  因此,小朝廷建立之后不久,7月里,便派了兵部侍郎左懋功、太仆寺卿马绍愉和左都督陈洪范,拿了10万两白银、1 000两黄金、一万匹绢缎,到北京去和清朝通款议和,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答应割山海关以外之地给清朝、每年向清朝输银10万两,乞求清军退出关外。清朝把他们训了一顿,把左懋功、马绍愉关进古庙,只放回陈洪范传话。清廷还致函史可法,叫南明政权削去帝号,称藩臣服,否则,清军就要投鞭断流、飞渡天堑。

  小朝廷求和不成,却不积极备战,而是继续大修土木工程、遍盖衙门官署。

  1645年5月23日,多铎率领的清军,攻下扬州之后,乘胜南来。6月1日,抵达长江北岸,编了许多大木筏,点了灯火,放在江中,迷惑南明守将。京口守将杨文聪、郑鸿逵,发炮轰了一阵,就连声奏捷。那知清军却乘雾用小船偷袭过江,占领了北固山。杨、郑列阵甘露寺,被清军骑兵冲破。值酒夜宴的由崧闻知,率宫妾逃走芜湖;马士英领了自己的黔军,撤向浙江。6月8日,清军开进南京城,钱谦益等一班文武官员,于是乎敛手投降。

  二、“头可断,身不可屈!”——史可法的抗清事迹

  史可法史可法,河南祥符(属今开封)人,历仕明朝西安府推官、户部主事、郎中、武英殿大学士、佥都御史和兵部尚书。早先,他也曾镇压过的农民起义军,但是,清军入关、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后,他便参加了朱由崧的南明政权。由于马士英、阮大铖的排斥,他未能入阁办事,只在扬州督师。他积极主张抗清,而且以“恢复神京(北京)”为宗旨,因而,被人们比作南宋的李纲,清朝也对他特别注意。早在福王派左懋功等银求和、尚未抵达北京的时候,清朝的摄政王便写来劝他投降的书信,信中说:

  “我国家(指清朝)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指镇压农民起义),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雄踞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得为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

  “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受贤王(指由崧),宜劝令削号(指帝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盛其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侯王上。……南州诸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位,有平西王(指吴三桂)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

  面对清朝的威吓利诱,史可法毫不动摇,回书答道:

  “贵国(指清朝)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若乘我国运(指明朝的祚运)中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元凶为先导,义利兼收、恩怨倏忽……此不独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负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

  “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蹈大谬,罪该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励三军,长驱渡河……光复神州……贵国即有他命(指劝降),勿敢与闻!”

  史可法的复书,连后来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语多不屈”。

  为了抗清,他主张宿重兵于盱泗、临淮、凤阳、寿州,据淮为守。江北四镇内讧,他总是从中调解,大讲团结。他“行不张伞盖,食不晋二味,睡不宽衣带”,夏天不用扇,冬日不穿裘,一心扑向攻守。泗水镇将高杰,原是李自成的部将,北进到徐州,受到了他的积极支持。他亲自进抵清江浦,遣官屯田开封,并亲自担任王家营以北至宿迁的保卫工作,指挥刘肇基部粉碎了清军对宿迁的进攻,还派高杰去联络河南总兵许定国一起抗清。在高杰被暗降清军的许定国谋杀后,他又急驰徐州招抚了高杰的部众。

  顺治二年(1645)4月,多铎大举来攻,清河、淮安沦陷,淮北防线瓦解;多铎又攻淮安,渡淮趋泗,朱由崧却叫史可法撤兵回去打内战,史可法请留诸镇军兵迎击清军,不许。内战的结果,左良玉病死,儿子梦庚带了几万人马降了清朝。等史可法重返前线时,清军已迫盱眙守军和泗州守将李遇春投降,进入了亳州,史可法只好日夜兼程赶回扬州。

  5月10日,清军在许定国的引导下进抵扬州城下。史可法召防河诸镇将领入城守卫,谁也不来,只有刘肇基领四千兵赶到。清军叫泗州降将李遇春劝降,史可法命人将他射跑;清军又写了五次劝降书信,史可法看也不看就付之一炬。多铎率军猛攻,史可法就坚决反击。5月20日,他又指挥炮兵击伤清军数千人。城西北角被清军攻破后,守军仍不退却,“发矢如雨”,使清军在“城下尸积如山”,直到清军踩着死尸爬上城来,刘肇基还率军进行了英勇的巷战。

  事先,史可法曾对固说:“城一破,请你杀了我!”现在,他引颈向子固,子固不忍,他便拔刀自刎。子固和参将许瑾连忙将他抱住,而鲜血已洒满了他的衣服。大家簇拥着他,准备突出小东门,不幸碰上了清军,他于是大喊:“我就是史可法!”清军把他押往城楼见多铎。多铎说:“先生为我收拾江南,一定不惜封你高官。”他竟断然答道:“我,头可断,身不可屈!”多铎又劝:“君不见乎?降则富贵。”可法轻蔑地说:“我岂能仿效他的所为!我的决心早已下定:城亡我亡!”

  史可法被关押了3天,清将宜尔顿也劝降3天,但劝降者仍旧毫无所得。

  5月23日,这位坚贞不屈的抗清豪杰,终于被清军杀害了。由于天气暴热,死尸太多(十天之内,清军竟杀了几十万人),因此,家人来收敛时,已辨不出史可法的遗体,只将他生前的袍笏,埋葬在扬州的梅花岭上。

  后来,张煌言的抗清队伍来到墓前,无不“涕泗交下”;其他许多抗清武装,还打了他的旗号抗清,甚至传说:“史公没死,有人曾在闽粤一带见到过他!”这梅花岭上的衣冠墓,更是后世人们争相凭吊的处所。“碧血自封心更赤,梅花人拜土俱香。”乾隆时的诗人蒋士铨是这样称颂他的。

  三、“头可断,发不可!”——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

  顺治元年(1644)5月28日,吴三桂和多尔衮的军队击败李自成军。多尔衮进入山海关的当天,就曾下令关内外兵民发。当时因南方未定,出于策略考虑,又暂时收回成命,答应“照旧束发,悉听自便”。

  顺治二年(1645)六七月间,形势已经大变:清朝政府不仅击败农民军,占领了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等省,而且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控制了从武汉、浙江甚至直到东海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八旗兵也驻进了顺德、济南、德州、临清、徐州、潞安、平阳、蒲州诸城。因此,清政府重新下令,厉行发,宣布“今限旬日,尽使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行重典”,甚至上章为此事进谏者,也通通“杀勿赦”。陕西河西道孔文骠为衍圣公一门敬请蓄发,只被革职,算是唯一的例外。

  清廷下达的命令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又派了不少剃头匠,挑了剃头担,逡巡于大街小巷,见没发的,拉来便剃,稍一反抗,就砍了头,挂在特设在剃头担的竿子上。总之,是非叫人把额角以上的头发剃了,把剩下的发编成辫盘在头顶或耷在背上不可清之发,即金之“髡发”,在额角两端取一直线,剃去直线外之发,这是女真、满族独有的风俗。。这种强迫各族同化的政策,使人民感到人身的侮辱,加之清朝的其他压迫和降官的暴辫发像虐,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抗清斗争。

  江阴,“三江之雄镇,五湖之腴膏”,城垣周长九里,是南明福王政权的直隶府——常州府的属县。清政府拿下南京,传檄江阴时,知县林之骥、参将张宿早就逃了。7月,清政府派来方亨。方亨下令三日之内必须发,人民回答“头可断,发不可”。方亨叫骂不已,人民乃于23日将他捉了,共推典史陈明遇为城主,宣布抗清。商人尽献资财(共献了14万两),五六十里以外的乡民也荷戈负粮入城备战,靖江的夏起隆、泰兴的张九达也立刻响应,一时“清兵不得安处,相对多楚容”。

  8月21日,多铎命七、八、十王率步、骑10余万,分16营围城。江阴人民激战三天,打死清将五人,撤入城中防守。25日夜,陈明遇派人缒城请前典史阎应元入城主守。阎,河北通州人,武秀才出身,调任广东英德县主簿,因母病缓行,后因道不通,侨居城东砂山。29日,阎入城,积极巡防。阎身材高大,双眉卓竖,目细而长曲,面赤有须,巡城时,一人持大刀相随,特像,清军望见,莫不以为天神。阎、陈命令:一人守一堞,战时二人守一堞;十人一小旗,一火铳;百人一大旗,一红夷大炮;每堞夜里悬灯一盏。由于人民据城固守,所以,清军李成栋、刘良佐部屡吃败仗。

  30日,清军大攻,被打死打伤九个将领。七王大怒,亲自登城,守卫者刘耐用枪刺之,他竟咬住扎枪继续上,被另一守城者刺中咽喉坠下城去。进攻不成,清军又叫刘良佐跪了劝降。阎应元大声斥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命令用箭把刘射跑。后来,阎应元右臂中了铁丸,但还是用左手持矛参战。

  9月8日,清朝的十王,在十方庵垒了高台,亲坐台上指挥大炮和狼烟喷筒往城中射击,守军连眼睛也睁不开了。阎应元于是匍伏前进,叫汤三老扛了炮,对准十王,亲自点燃引线。一声巨响之后,十王、四员清将以及240名清军,立时从高空摔下地来。至此,清军的3王、18将都被打死了。

  10月9日,清朝的平南大将军克勒德浑亲自赶来,指挥200多门大炮猛轰城的东北角,又令士兵借助烟雾潜渡护城河。10日,城破,清军从祥符寺后城攻入。阎应元乃题城楼东门道:“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杀贼,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随后,率千人上马格斗,背中三箭,回头对从者说:“替我向老乡们道歉,我不能继续报国了!”言毕拔刀刺胸投湖;未死,被俘后,骂敌不屈,夜遇害于栖霞庵内。陈明遇下马搏敌,身负重伤,最后手持大刀靠着墙壁,死而不仆。

  江阴人民抗清81日,杀死清军三王18将、75 000多人(城下68 000,巷间7 000)。清军攻入后,大肆屠杀,江阴人民战死、投井自尽以及被杀者共172 000余人,但是无一人投降。有个女子自尽前,题诗壁上说:“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表达了大家视死如归、蔑视降将的英雄气概。

  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得到了东南许多城镇人民的响应。嘉定,发令一到的8月3日,人民当时就造反:举人王某,组织了“王家庄兵”七百;史可法的部将史益,组织了“石冈兵”千人;大姓李允文,组织了“南翔兵”二千,先后响应者也有十余万人之多。8月5日,南翔、石冈、王家庄诸军,轮番攻打清军。李成栋叫他弟弟李成林等去太仓告急,乡军就将李成林截住杀死。8月21日,清军十多万,汇集攻城。城中百姓,在侯峒曾率领下,冒雨忍饥,大战了三天三宿。24日黎明,清军登城而入,侯峒曾的次子问父亲“怎么办”,侯峒曾说:“死就是了!”于是,父子双双投河而死。守军投河自尽者,也有数千人。

  清军进了嘉定,逢人便砍。但这,还只不过是“嘉定三屠”中的第一次。

  9月14日,清军镇压了嘉定人民的又一次反抗,再次屠城。被杀者的血,一直没到脚踝深。

  9月16日,清军镇压了嘉定人民第三次反抗,又进行了第三次屠杀。这一次,儿童也未能幸免。

  嘉定人民前后共牺牲了两万多人,但却坚持了43天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用自己的鲜血,记录了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历史。

  反压迫、反发的斗争,还席卷了松江、吴江、崇明、昆山、嘉兴、宜兴、长兴、新城、常熟、太仓、太湖、绩溪、徽州、宁口、余姚、泰和、会稽、漳州等地。

  四、异军突起——李定国等农民军的抗清活动

  明朝起义军首领张献忠牺牲后,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冯双礼、艾能奇等,各拥军数万,推可望为长,袭重庆、陷遵义,进入贵州、云南。刘文秀守四川,三战三捷,把吴三桂赶回到汉中。

  走投无路的桂王,决定投靠这支强大的力量;农民军为了反抗民族压迫,也同意与桂王政权联合。因此,顺治八年(1651),农民军首领接受了桂王的封号:孙可望被封为秦王、李定国被封为西宁王、刘文秀被封为南康王。第二年,农民军扈卫桂王居于安隆所(贵州安隆县),一年供他八千两银子、一百石大米;同时,决定出讨清军。这样,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二次反清高潮。

  第二次反清高潮中,李定国表现得极为突出。

  李定国,陕西延安人,很小就参加了张献忠的起义军,由于战斗英勇,因而,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一样,被张献忠提拔为将军。与南明联合后,他奉命去收复桂林。他很快拿下沅州、靖州、武冈,而后偃旗卷甲、倍道疾进,在全州再败清军,夺取了全州西南、通向桂林的必经之地——严关。占领桂林的孔有德闻讯来截,定国命象军为先导冲清营。孔有德死力相拒,射退战象,定国再督大象返冲,并严鼓进军。时雷电交加、大雨如注,定国抓住战机,战士一以当十,乘象势猛突,清军大溃,孔有德逃回桂林。定国乘胜追击,直逼桂林城下。

  桂林大捷后,定国乘胜进军,攻下梧州、柳州、辰州,并挥军北上。衡州守将沈永忠连夜逃走,长沙守将金廷献也望风遁去,定国又连取衡州、长沙,在长沙驻军半年。四川方面:刘文秀打败吴三桂,攻克叙州;再败吴军,夺回重庆,生擒清朝都统白广生;随又进军成都,围吴三桂于保宁。吴三桂说:“平生没见到过这样厉害的军队!”然后便虚晃一刀,退回汉中去了。

  李定国等农民军,收复了广西、湘南、川东、川南、川西,给了清朝一个沉重的打击。清朝大吃一惊,立派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洪承畴办粮饷,率三路大军、好几十万人马进行反扑。定国在毫无后援的情况下,12月3日,又与清军大战于衡州城下,不利,就伏兵于衡州以南。清军不知高低,乘势南追,果然中伏,锐气大挫,主帅尼堪也当场毙命。

  定国一连串的胜利,引起了孙可望的嫉妒,不仅不提供后援,而且还总在定国背后图谋不轨。定国只得退屯武冈,梧州、桂林于是复陷。顺治十年(1653),定国从柳州出发,进军广东,围攻肇庆,攻下了平乐、高州、廉州、雷州诸府。顺治十一年(1654),定国攻下高明,围了新会。次年四月,清军猛扑过来时,他又杀到南宁去了。刘文秀出川峡,攻岳州、武昌、常德之后,也于7月杀回贵阳。总之,李定国和刘文秀,像两条钢绳一样,牵了清军的牛鼻子,在广大的地域里周旋。然而,顺治十三年(1656)春,当李定国在南宁战败,想撤入云南时,孙可望却再次想袭击定国军、劫持桂王。定国与文秀汇合后,共奉桂王入滇,孙可望更加恼火。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孙可望亲率十万大军进攻定国,不料将士们一致反对内战,在交河解甲大呼迎晋王1652年10月,桂王封李定国为晋王。。可望见大势已去,就领走千把人,跑到长沙,向洪承畴投了降,向清朝献了农民军根据地的地图,密报了军中虚实情况。清朝于是命多铎之子谭尼为安远大将军,领兵三路杀来。

  顺治十六年(1659)1月23日,清军攻陷昆明。定国主张突围去湖广,但是,桂王和臣子马吉翔却力主西逃,先逃到永昌(云南保山县),再逃到腾越(云南腾冲县西),定国也只得西撤扈卫。

  云南马龙县西北的磨盘山,是横断山脉的西支,西离怒江二十里,鸟道羊肠、曲折崎岖、林密草茂,是由永昌进入腾越的必经之路。李定国料定清军骄纵、来必无备,便设栅数重、伏兵三道,每伏二千,约定:清军进入三伏,鸣炮伏击。清军果然中计。但刚进入二伏时,有个叫卢桂生的人(明大理寺卿)却告了密。清军立即分八队冲锋,同时以炮猛轰。定国挥军击杀,杀死清将都统以下军官十多个、清军好几千。这一仗,虽未如愿尽歼清朝追兵的主力,但仍不失为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最后一场漂亮仗,以致定国夜里撤军时,敌人竟不敢穷追。

  2月,桂王听了沐天波的话,出铁臂关逃入缅甸,他的臣子僚属蔑视、骚扰缅甸人民,所以,李定国和白文选赶来后,始终未能汇合。吴三桂又极力劝说清朝进兵,上了所谓“三患二难”之疏,鼓吹“以净根株”、“一劳永逸”。于是,缅甸政府迫于吴三桂十万大军的压力,在康熙元年(1662)1月20日,将桂王及其家属献给了吴三桂的前锋高得捷。定国获悉桂王被俘,率军邀击清军,不遇,呕血病重;6月底,听说桂王已死,便回军云南的猛腊(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属),8月10日逝世于军中。临终,还告诫儿子和部将:“宁可死于荒徼之地,也千万别降!”

  李定国联明抗清11年,不但在军事上显示出了非凡的能力,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也施展了超人的才干。他发扬光大了农民军的“掌家”制度,金帛米粟,俱上掌家,人人不私蓄一点;他设立了“管庄”制度,一定程度地限制了地主、商人的剥削,田地、盐井,“官四民六”地分配,或抽一定的税收;他严明军纪、从宽理民,不但使管辖区“军民相安”,而且使罗倮、、佬等少数民族也乐于参战。他驻军长沙半年,长沙人民几乎“不知有兵”!这样,定国死后,部下竟聚居不散,自称为“桂家”,他们开矿、务农,为开发边疆,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另一支——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在李锦(过)、高一功(李自成妻弟)的率领下,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联合,曾经北伐清军,后来,转战于广西浔、梧之间。顺治七年(1650)夏天,遭到南明将领陈邦付的袭击,在向贵州转移的途中,又遭到了野心家孙可望的袭击。在高一功牺牲、李锦病死后,这支部队,便由李锦的义子李来亨率领,向川、鄂一带挺进,顺治八年(1651),到达巴东一带,与郝摇旗(永忠)等起义军和荆襄一带当地谭诣等人率领的抗清队伍联合,组成了夔东十三家军,积极打击清军。

  李来亨在巴东县群山中的“九莲坪”扎下营盘,注意发展生产、保护过往客商,并与南明抗清势力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势力发展很大。顺治十一年、十三年(1654、1656),对清军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攻击,并把势力发展到了四川的达州。顺治十五年(1658),李来亨又乘清军分三路追攻桂王之机,和夔东诸军一起攻打重庆。战斗方酣,谭诣叛变,才没把重庆拿下来。

  清朝发现李来亨不好惹,便四处贴布告招降,李来亨不予理睬,继续斗争。康熙元年(1662),清朝川、陕、湖广三路大军“会剿”,李来亨率部进行了英勇的反击。第二年,他表面上将大本营撤入九莲坪的山寨,暗地里却派人化装成小贩混入清营,然后大举反击。混入清营的战士放火,里外夹攻,伤亡清军万余,清军的三省“会剿”彻底失败。但清军仍不死心,随即又实行封锁、围困之策。

  康熙三年(1664),郝摇旗牺牲,李来亨退入茅麓山据险固守。清军派他的在清朝做官的表舅写信劝降,遭到了李来亨的拒绝;清朝又派官员李有实来说劝,李来亨下令将他斩首。8月,清军加强了围攻,李来亨便决定突围。不料图海率领的清军三路兵马,死死地将山麓围住,他们不能从峭如斧削的正面进攻上来,便在王士品的引导下从后壁偷爬上来,打破了山寨。三万起义军英勇奋搏,只因应战仓促,150人被俘,其余全部牺牲。9月24日,李来亨战斗到最后一息,全家投火牺牲有的史书说是全家自缢而死。。

  起义军的苦斗精神,与南明官僚们的苟且偷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五、父子同仇与父子异道——夏完淳、的抗清斗争

  农民军纷纷抗清之时,祖国东南部也出现了一些抗清志士。

  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下南京,进抵苏杭时,松江府华亭县(江苏松江县)的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以及完淳的老师陈子龙,也举兵反抗,投入了滚滚的抗清洪流。

  夏允彝,字彝仲,号瑗公,曾事明朝,“独处一室,志常在天下”。夏完淳,初名复,字存古,清军入关后改名完淳,别号小隐。完淳自幼受到父亲、老师、母亲、姐姐等的良好教育,不但有着投身正义事业的好思想,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好诗词。父亲起兵时,刚刚十五岁的他,便了。父亲死后,他又投到太湖义师首领吴易的麾下,当了一名参谋。吴易是个文武全才,曾经攻下吴江、光复海盐,分湖一役就歼敌三千余人,逼得清军龟缩在苏州城内不敢出来。完淳到得吴易军中,就参加了光复海盐的战役。吴易兵败之后,他写诗道:“缟素酬家国,戈船决死生”、“战苦难酬国,仇深敢忆家!”足见他早已立志战死疆场、不顾身家了。他的老师不幸被捕,不屈投水而死,更为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又作了《细林野哭》的诗来歌颂,并再次表示自己不惜牺牲的决心。他写道:“去岁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老师死后的两个月,清军小头目顾咸正、刘曙便捉到了完淳。完淳被捕后,骂得洪承畴手足无措,同时又在狱中豪放如常,挥笔写下了血泪交融的《南冠草》!其《别云间》云: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

  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完淳又有诗说:“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更见他的视死如归了。顺治四年(1647)9月19日,这位年只十七的英雄,和他的岳父钱旃一起,就义于南京的西市。

  郑成功和夏完淳父子同仇相反,郑成功父子却走着相反的道路。

  郑成功(1624—1662),原名森、字大木后被唐王赐姓朱,改名成功。,福建泉州南安石井乡人。父亲芝龙,原是海盗颜思齐部下,后降于明朝福建巡抚沈犹龙有的书说是熊文灿。,明六年(1633)荷兰舰队侵扰厦门时,福建巡抚邹维琏派军反击,芝龙为先锋,奋勇作战,击沉荷舰五艘,俘获一艘,立过战功,积官至都督同知。成功的生母,是日本平户田川氏一说为日本平户“翁氏”之女。之女。成功7岁归国后,居住在福建晋江的安海,他读书刻苦,考试总是名列前茅。

  清军入关后,21岁的郑成功去到南京,在福王的太学里念书,师事过钱谦益。福王失败,谦益投降,父亲和叔父(郑鸿逵)等拥立唐王,叫成功入侍以监视唐王的行动。唐王的思想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成功。一天,成功见唐王闷闷不乐,便说:“陛下闷闷不乐,莫非是我父亲(挟持)的缘故?但我受了国家的厚恩,,一定会以死报答的!”并条陈了许多复兴之计。此前,唐王见成功忠诚可嘉,便赐姓朱,令统禁旅;此时,唐王更被成功的忠诚所深深感动,说:“真是将门出虎子呵!”封他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

  顺治十二年(1655),成功改中左所(厦门)为思明州,设六官,分所部为72镇。顺治十四年(1657),桂王晋封他为延平王、招讨大将军。

  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三路入云南攻桂王,成功便与张煌言再次北伐,由崇明入长江,克瓜州,尽歼清援军于杨篷山,攻下镇江,镇江属邑望风而下。煌言部也由芜湖进取宁徽诸路,安徽列镇,望风反正。凡得4郡3州24县,东南大震,吓得顺治皇帝竟想逃回关外(被太后训了一阵,才算安定下来)。但是,成功没听部将甘的话(先取扬州,北断山东之师、南绝江浙之粮,然后再取南京),而是鼓行而西,直薄南京城下。结果,先败于城北门外,随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清总督郎廷佐使人哀求成功:“我朝军律:守城过30日,罪不及妻孥。请宽30日之限。”甘等又力谏,煌言也写信忠告,成功还是不听,执意缓攻。结果,敌崇明总兵梁化凤赶到,以兵卒数千,夜自神策门的地道里杀出,又以骑兵数万前后夹击。成功大败,战船损失500只,许多部将(包括甘在内)战死。遭此失败,成功退回厦门,煌言也败退入山并最后入海了。

  顺治十七年(1660)清廷命将军达素等进攻厦门,成功扼海门拒战,亲自持旗指挥,风吼涛立,军士踏浪如飞,杀得清军大败、死伤无数,连满族精卒数百也投了降,其余的退陷于淖,十死六七,首领哈喇土星被擒,达素回福州自杀。从此以后,终成功之世,清朝方面再也无人敢言进攻。第二年,清朝采纳了方星体、方星焕哥俩有的书说是黄梧。的建议,下令禁海,把沿海三十里以内的人民迫着内迁,想把郑氏困死。12月,芝龙家人尹文器诬告芝龙“通海”,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乃于23日下令将芝龙及其家属11人斩于柴市,并派人掘了郑家的祖坟。成功闻讯,北望而哭道:“若听儿言,何至杀身!”

  郑成功父子走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郑成功击败清军之后,留子郑经守厦门,在顺治十八年(1661)3月23日,率官百余员、兵25 000、船舰900,从金门的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进军。台湾,秦汉时称“岱舆”、“大冤”,时称“夷洲”,隋唐时称“流求”,五代时称“北港”,宋元时称“舍那”,明初称“鸡笼”,“东番”或“台员”,二十七年(1599)才正式称为“台湾”。南宋时,台湾属福建泉州府晋江县管辖;元时属于澎湖巡检司,隶福建泉州路同安县(厦门);明时仍立巡检司管辖。天启七年(1627)福建受灾,郑芝龙建议福建巡抚熊文灿移民数万去台湾垦种。万历三十一年(1603)、天启二年(1622),明政府曾两次击退荷兰殖民者的侵略。天启四年(1624),荷兰殖民者竟侵占了台南;天启六年(1626),西班牙殖民者又侵占了台北的鸡笼港。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德七年),荷兰人撵走了西班牙人,占领了全台,在安平筑了赤嵌城,在台南建了赤嵌楼。……

  郑成功一帆风顺地到了禾察港,登陆后,立攻赤嵌城。4月2日,成功打败了猫难实叮;4月3日,成功又截杀了荷兰总督揆一派来的援军头目拔鬼仔;4月4日,猫难实叮只好请降。但4月5日,揆一派通事胡兴来说:只愿进贡白银,不想撤走。成功派通事李冲断然答复:“台湾者,中国土地也!”,“地当归我!”揆一重又开战。成功于是困之,并击败了卡尤从爪哇率领前来的援军。揆一被围9个月,殖民者死伤1 600人,水源也被截断,被迫答应了成功提出的8个条件,于康熙元年(1662)2月1日献城投降。成功终于光复了台湾,荷兰殖民者38年的统治终于宣告结束!

  光复台湾后,郑成功写过一首题为《复台》的诗,诗云: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顺治九年(1652)郑芝龙的部将郭怀一曾举行过抗荷起义。。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这首诗,强烈地表达了这位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思想,也表明了他誓死不降清朝的斗志。

  六、“满、汉官民,俱为一家”——满、汉地主的进一步合作

  清朝迁入关内,在短短的十七八年里,基本上在全国范围稳定了清朝的统治,其中的主要奥妙便是满汉剥削阶级的合作,是清朝争取到了汉族地主对它的支持。

  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族贵族和以范文程为首的汉族降臣,首先采用了攻心战术。进关前夕,多尔衮对范文程、洪承畴等,言听计从。范文程告诉他:清朝不是在跟明朝争天下,而是跟农民军争天下。于是,清朝便提出了“灭流寇以安天下”的口号,来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同时,清朝又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掠杀政策,不准杀无辜,不准抢财物,不准烧房子,宣布:“有抢汉人一物者,即行处斩”;迎降者“官仍其职,民复其业”;首倡内应者,城破后破格提升。

  打到北京后,多尔衮又接受范文程等的建议,为崇祯皇帝、皇后发丧,派人保护明陵,宣布“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朱师(yín)来归,还任以保定知府。范文程对多尔衮说:“治天下在得民心。知识分子是最优秀的民,得了他们的心,所有民的心也就得到了。”多尔衮于是马上跑到孔庙去行礼,还规定:每年三月、九月,必须派官致祭。顺治九年(1652),顺治皇帝也亲自到孔庙去祭奠,并拨了三万两银子修庙。他们还组织明朝文人修《明史》、编儒书,通过《顺治大训》、《资政要览》之类,大力提倡忠、孝。

  在攻心的同时,清朝政府又给汉族地主一定的政治、经济上的甜头。一进关,它就宣布:取消明朝的加派,将什么辽饷、练饷、新饷、召买等等,通通免除;官员、退休官员、举人、贡监生员,都减免一些赋税、徭役。清朝政府还帮汉族地主恢复旧业。山东诸城有个地主叫丁耀元,农民起义时,逃到海上,顺治二年归来,清朝政府便帮他查明了原产。政治上:清朝政府不仅规定降附者升级、殉死者立庙、隐逸者征辟录用,而且,使汉族官员表面上做到能与满族官员平起平坐、有职有权。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命令:内、外衙门的公章,一律要铸有满、汉文字。顺治十六年(1659),政府更规定:谁的官衔在前,谁就管印,“不必分别满、汉”。至于奏事,也要求满、汉官员“公同来奏”,不许“只有满臣,不见汉臣”。内阁大学士,起初,满人是一品,汉人只二品,顺治十五年(1658)改为全是一品。六部尚书,起初,满人一品,汉人二品,顺治十六年(1659)也全改为正二品了。顺治帝喜欢画画,还不时画了水牛或大臣们的像,赐给满、汉官员,鼓励他们同心卖命。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多尔衮和顺治帝任用汉人,颇有这种特点。他们都“邪正兼收”,不管是东林还是宦党。对于他们的毛病,袒护得也较彻底,有时甚至斥弹劾者为“陷害忠良”。宦党骨干冯铨,清朝一入关就被录用,官至礼部尚书。第二年,御史吴达告他的状,说他是魏忠贤的干儿,揽权受贿,多尔衮压而不发。顺治十年(1653),顺治帝也说:“国家用人,着眼于叫他立功,而不是叫他再犯错误。……(冯铨)本来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且博通典故、熟悉政事,因此特地召用,以使他自新。”任命他做了宏文院的大学士,第三年加了“少师”衔,顺治十六年(1659),还以太保、中和殿大学士衔养老。

  为了联络满、汉地主的阶级感情,顺治五年(1648),多尔衮还决定:自后允许满、汉官民通婚。顺治帝亲政后,还将的第十四女,嫁给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

  汉族地主、官僚,受到清朝的重视,一个个当然乐于效命。顺天巡抚宋双,杀了农民军首领黄锭降清后,上了“治平三策”(上崇祯庙号、禁革加派、广罗人才);工科给事中朱鼎提出“轻徭薄赋”;曹溶和龚鼎孳则建议开科取士,以收“民”望。

  果然,顺治二年(1645),清朝开科取士了!官荫利禄,进一步冲淡了许多汉族知识分子的故国之思,吸引他们加入了维护清朝统治的营垒。这一年,乡试的结果,取了士子1 534人。正常开科(三年一次)之外,朝廷还决定加科,加科之外,又举博学鸿儒,为汉族知识分子大开仕进之门、大张利禄之网。于是,大多数士大夫,都扑进了清朝的怀抱:那个崇祯四年(1631)的状元、曾经讽刺过吴三桂的著名诗人吴伟业,入京供了职;那个曾经怀着孤臣孽子深痛的万斯同,也以私人身份襄赞了清朝的史馆。至于起初还告病徨的秀才们,现在却已悉数报名应考了。这情形,恰似一首讽刺诗所说: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

  家里安排新雀顶,腹中打点旧文章。

  当年深知惭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

  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不过,拒绝征辟、誓死不仕清朝的,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类人,也还有一些。其社会影响和活动能量,亦确乎不小。顺治十八年(1661),江苏吴县知县任维初滥施刑法、贪贿浮征,诸生金圣叹、倪用宾等十八人,一下子就煽动了千数人,借顺治帝死耗传到苏州,便聚集在文庙大哭大闹,并向府堂进呈揭帖。巡抚朱国治报告朝廷,朝廷立派叶尼访纠,将士子们凌迟处死。可怜那才子金圣叹,临死前还口赋一绝道:

  天公丧母地丁忧,万里江山尽白头据说刑前下雪。。

  明日太阳来作吊,家家檐下泪珠流。

  在他看来,他死后,士子们一定会含泪反抗。但他哪能想到:在清朝上述笼络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下,满、汉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早已开始了进一步合作,使清朝的统治迅速稳定下来。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www.lishixinzhi.com)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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