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北宋范仲淹庆历新政

　　１０２２年，宋仁宗赵祯登基，当时北宋处于一个内外交困时期。思虑再三后仁宗启用范仲淹进行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不过仁宗皇帝没有估量到改革的难度之大，最终失败。

　　范仲淹对于政治改革的难度有相当深度的认识，因此辞而不受，但皇上再三要求，实难推脱。接受改革要求几天之后，范呈上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仁宗接到范仲淹的报告之后，极为高兴。经研究，除第七条 ... 建议之外，其余九条，补充细则，陆续下诏，全国执行，时人称为“新政”，即后来所谓的“庆历新政”。其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是非常棘手的烫山芋。

　　在此我们简单了解下北宋干部任用制度。宋代当官的 ... 很多，这为很多有本事的人为官提供了很好的道路。其中科举考试是最正式的仕官道途，此外还有“门荫”、“纳粟”等途径。宋代科举取仕名额出奇地多。就取仕人数来看，是唐代的５倍，元代的３０倍，明代的４倍，清代的３。４倍，官员数量非常多。但毕竟科举还是要考一考，还算公正合理。更多的问题，是出在“门荫”制度上。“门荫”又称“恩荫”、“荫补”，即凭借祖先的功勋循例做官。父亲死了儿子续任，固然得降级续用，这也是历朝通例。“纳粟”即是花钱买官。 ... 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可以封个一官半职。帅司，即安抚司（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其中科举考试是最正式的仕官道途，此外还有“门荫”、“纳粟”等途径。第六，宋代官员的寄禄官名称前大都加上“权”、“行”、“守”、“试”等字，以表明职事官与寄禄官的关系。帅司，即安抚司（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凡除授职事官，都依寄禄官阶的高低，在寄禄官前加这些字。由此可知官僚机构人事臃肿。

　　此外官员任职时间超长。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在湖北钟祥调查时发现，当地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要两个人搀扶着本事办公，３年下来，州政荒芜衰败。替换他的刘依，也已经７０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

　　范仲淹认为改革必须要精简 ... 机构，要裁员，其中最要紧的是削弱“门荫”集团。在递交《答手诏陈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同时还打击了“门荫”的变种，就是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反规定，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和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而且十几年不让位。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议改革，第一步是把这些地方知县的任期定为３年，３年后，择贤另任。

　　同时，范仲淹派人调查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能力的官员，处置贪官庸吏。范仲淹 ... 不合格的干部时毫不客气，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他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历史名言：“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

　　由此范得罪了相当一部分官员，他们联合起来，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小人的手段大家能都猜到一二。

　　一个办法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新政开始不久，监察御史梁坚就上书弹劾陕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西部军区副司令张亢 ... 挪用机要费。这两个人一向被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坚决支持者。机要费是皇帝批给官员的一小笔机动钱，在使用上有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见此，不惜辞职，起而为他俩辩护。但对方也以辞职胁迫，有一个与范仲淹作对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也闹辞职，而且真的不来上班了。早先，滕子京曾经批评仁宗好吃好喝，语词有点夸大，闹得仁宗下不来台，很是不快。这会儿，仁宗不免有点儿记旧仇，倒向了王拱辰，将滕、张二人贬官。

　　再就是栽赃诬陷。前朝老臣夏竦曾遭欧阳修等人弹劾而贬官，因此对范仲淹、欧阳修等十分痛恨。老夏喜欢书法，精于字形字体的研究，他身边一个丫环也迷上了这一道。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年），他唆使这个丫环模仿名士石介的笔迹，（宋朝历史 www.lishixinzhi.com）渐渐以假乱真。石介是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经常写文章和诗赋议论朝政，十分大胆。老夏真够黑的，竟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写的一封信，篡改添加的内容暗含着要发动政变把仁宗拉下马的意思。夏竦把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举报。仁宗看了这封信，不太相信，不过内心也犹豫起来。

　　仁宗在启用范仲淹改革时也能考虑到改革的难度，因此赋予范特别的信任。不过在有人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组党时有了变化。结党营私是北宋最敏感的政治痛点。

　　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第三年（９６３年）九月，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朝统治者最胆怯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进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这方面表明了决绝的态度，决不让步。仁宗就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所以，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一条家法，一道底线。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的说法。庆历四年四月的一天，仁宗问：“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称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仁宗对这个回答非常不以为然。

　　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３７岁的欧阳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讳，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这就等于向仁宗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同时这也是向仁宗的家法和底线挑战。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和忧虑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庆历新政来说，就等于 ... 。欧阳修文章虽写的好，可是政治头脑真是缺失啊。

　　果然，此文一出 ... 势急转直下。反对集团弹冠相庆，他们是绝不会承认自己是结为朋党的。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对于宋仁宗而言，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峻的政治问题。再加上反对集团的不断上书批评，仁宗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 ... 。

　　这一年六月，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山西宣抚使（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朝廷中的反改革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动摇。十一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庆历五年正月，仁宗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贬官到陕西彬县当一把手；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城；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江苏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杜衍的宰相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学家苏舜钦罢官，并永远削职为民；欧阳修则被贬官到安徽滁州。

　　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一年多就失败了。

　　政治制度的改革是如此困难，实施者一定要会抓住重点，会妥协。毕竟改革的部分成功总比改革流产要好很多。２０多年后，宋朝的另一次变法——王安石变法将会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