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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人们常说：宋朝的历史太窝囊。然而，笔者却有两句打油诗：“人云宋史本痛史，我谓宋史亦壮篇。”其实，两宋历史有其很不窝囊、很值得中国人引以为荣、引以自豪的一面。对于宋代的历史地位，就连某些日本学者也有较为客观的看法。他们的下面两段论述颇值得重视。一是宫崎市定在《宋代的煤与铁》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文化，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渐渐扭转了这种落后局面，追上了西亚；到了宋代便超过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另一是和田清在《中国史概说》一书中认为：“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换言之，第一，宋代横比当时世界各国，均在其之上，处于领先地位；第二，宋代纵比前代，亦超越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汉朝、唐朝之后的又一座新高峰。以上两点可以称为对两宋历史地位的两个基本估计。一言以蔽之，宋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经济腾飞，一次文化高涨，足以同汉、唐前后辉映，相互争妍丽。扬唐抑宋，或扬宋抑唐，均大可不必。既然如此，为什么又会有宋代的历史是一部窝囊史之说呢？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受到两种传统偏见的束缚。
一种是旧式的传统偏见，即积贫积弱说。从前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其实，宋代弱而不贫，不能因其弱而称其贫，即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经济不发达。宋代弱，但不贫，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一定要说宋代贫，也仅仅是指其中央 ... 在一段时期内财政比较困难。有宋一代“革命”多。某些学者将宋代石炭即煤的广泛使用并运用于冶炼称为“煤铁革命”或“燃料革命”，其实质为能源革命；将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大幅度提高称为“农业革命”；将城市面貌大改观，坊市制度的打破，商品交易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不再受限制称为“商业革命”；将纸币的产生称为“金融革命”；将印刷技术的提高以及所引起的书籍逐渐普及称为“印刷革命”，其实质为信息革命，人们储存和传递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于上述现象所达到的实际水平和程度究竟如何，使用“革命”一词是否恰当，人们可以提出质疑。但很难否定宋代在不少领域的较大发展，有的领域甚至可以用“突飞猛进”一词来形容。积贫积弱之说实不可取。
另一种是新式的传统偏见，即上行下行阶段说。此说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由苏联传入。苏联的权威史学刊物《历史问题》曾开展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讨论，最后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总结性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行即上升阶段，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促进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甚至突飞猛进；第二阶段为下行即下降阶段，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社会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当时的时髦语言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国历史学界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一味盲目学苏联。于是，上行下行阶段说被移植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来，用所谓“理论”宰割历史，不加论证就把宋代判定为已进入下行阶段，社会停滞。此说是对生产关系一定适应生产力性质原理的刻板理解和机械运用，将社会发展的模式简单地描述为滑梯式的，由两条笔直笔直的直线所构成的“人”字形，直上直下，陡升陡降，不符合历史实际，不足凭信。如今人们常常讲到的“唐、宋变革”，就不是停滞性的下降型转化，而是前进性的上升型运动。中国古代社会从宋代开始进入了继续发展、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新阶段，绝非停滞或下降。
要把握一个时代的历史地位，应当将这一具体历史时代放在历史发展演变的总进程中去作动态考察。不仅要顺看历史，而且要倒看历史。也就是说，既要瞻前，也要顾后。北宋大臣李清臣夸耀：“朝廷文明，不愧三代、汉、唐”［１］（卷１３５，《欧阳文忠谥议（李清臣）》。蒙古出使南宋的使者郝经把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盛赞为“后三代”：“汉氏之治似乎夏，李唐之治似乎商，而贵朝享国之久则似夫周，可以为‘后三代’。”［２］（卷３９，《使宋文移·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李、郝之说均属于瞻前，即与前代作比较，（宋朝历史 www.lishixinzhi.com）确实可以凸显宋代的历史地位。人们经常引用的陈寅恪先生的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３］（ｐ２４５），也属于瞻前。其实，顾后比瞻前，或许更重要。所谓顾后，即与后代相联系，而不是刻意去论证宋代如何为后代所不及，那样的论证并无多大意义。如果把宋代与后世联系起来考察，至少可以发现以下两点。
第一，开后世之先河。元、明、清时代不仅其社会经济在宋代的基础上发展，其政治制度对宋代因袭之处颇多，而且其某些标志性的突出社会现象早在宋代已见端倪。目前，学术界论唐、宋变革多，讲宋、明联系少，当然也并非绝对没有。如朱瑞熙将明清八股文的雏形即时文追溯到宋代［４］，李弘祺认为，明清时代举人所享受的种种待遇和特权，宋代已有之［５］。诸如此类的现象还很多，只是我们研究得不够而已。如明清时代的居住乡间而有功名，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并代表地方势力的乡绅，北宋时已出现，南宋时为数更多。
第二，为后世留下遗产。据前辈学者研究，主要是两大笔：一笔是物质遗产——发达的江南经济；另一笔是精神遗产——理学。仅就这两大笔遗产而言，宋代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已故旅美学者刘子健指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６］（ｐ８０）此前，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其认识更高远也更深刻。他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具不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７］（ｐ１）尽人皆知，唐代以善于对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具有惊人的吸收力而于史有名。对于外来文化，唐朝人胃口好，消化能力强，不怕吃了外来物种变为异形。由于唐代正处于消化外来文化的过程之中，因此唐朝人难免带有某些所谓“异国情调”。而宋代文化则是在消化过程基本告一段落以后，建立起来的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今天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观点以至表达感情的方式都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明显地不同于外国人。按照严复的看法，所有这些都与宋代、宋朝人和两宋文化有很深的渊源。难怪某些外国学者，如曾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发起国际性宋史研究计划的已故法国学者巴拉兹（汉名白乐日）认为，要认识当前的中国，应当从宋代开始。可见，宋代不仅对后世有深远影响，而且具有其特殊的认识价值。
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当前，学术界每逢探讨历史课题，必首先论述其地位，其中不乏过甚之词。就宋代历史而言，从前的主要倾向是贬低宋代。目前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同时似乎又出现了高估宋代的倾向。如果我们今天仍沿用宫崎市定当年的说法，将宋代视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并认为东方的文艺复兴引发了西方的文艺复兴，早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几百年，就不免有哄抬两宋历史地位之嫌。如今在有关书籍中，不时发现将宋代艳称为传统社会的“理想状态”、“最佳境界”等提法。在我看来，这些只怕也属手过甚其词。
参考文献：
［１］吕祖谦。皇朝文鉴［Ｍ］。四部丛刊初编本。
［２］郝经。陵川集［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３］陈寅恪先生文集：第２卷［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
［４］朱瑞熙。宋元时代的时文［Ｊ］。历史研究，１９９０（３）。
［５］李弘祺。宋代的举人［Ａ］。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Ｃ］。台北：中国文化大学，１９８８。
［６］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７８。
［７］宋史资料萃编·靖康要录［Ｍ］。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０
张邦炜：１９４０——，男，四川省江安县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原载《河北学刊》２００６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