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青铜器之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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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青铜器之新变

　　唐兰认为中国青铜器远在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出现了；安志敏认为“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属于二里头三、四期的，而他将二里头文化全部归属早商，所以实际上是把我国青铜器起源的时限断在商代了。唐兰的观点略嫌激进，因为他作为立论根据的所谓仰韶文化时期的两块铜片，实际上是仰韶文化遗址扰土层中的晚期之物，所以铜器起源于仰韶文化之说尚有待进一步的证明。安氏的观点则过于慎重，因为将历史文献与大量考古成果结合起来看，我国在商代之前无疑就有铜器了。

　　我国青铜器应该产生在原始社会末期（约为公元前三十世纪至前二十一世纪），距今约五千年。在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火烧沟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中都发掘出器类不一的青铜制品，均为小件实体器，多工具和兵器。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青铜器的器型逐渐变大，器类逐渐繁多，其上刻铸的铭文也由短变长，文体与内容也越来越繁复，由此形成我国古代蔚为壮观的青铜文化。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三世纪），时代的巨变同样反映在了青铜器上，此时的青铜器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

　　一。 器类

　　周平王东迁，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因此礼器减少、日用器增多，王朝器减少、诸侯器增多。铁器的出现和普遍使用，青铜礼器已处于尾声。

　　二。 铭文

　　随着竹帛的广泛使用，文字应用日繁，琢于盘盂终不如书于竹帛方便，故有铭器少、无铭器多，铸款少、刻款多，而在为数不多的有铭器中，铭文亦日趋简短。

　　1. 字数减少 西周建立以后，宗法礼制空前巩固成熟，作为礼制体现物的青铜彝器也臻于鼎盛，从而促进了铭文的蓬勃发展。此一时期铭文明显加长，甚至出现了近五百字的长铭。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铜器铭文锐减，原先盛极一时的长记事体已明显衰落。册命体近乎绝迹，因为王室衰微，无人再以接受册命为荣。述及先世功绩以及祭祀、征伐内容的铭文体式也大为简化。此时以这种“复返于粗略之自名”的铭文为主流。

　　2. 韵文普遍出现 如秦公簋、栾书缶、许子钟等。

　　3. 图形性氏族文字绝迹 商代铭文中有较多图形性的氏族文字，这类文字置于铭文之前后、上下，置于铭后者不与末句连读。周初铭文中虽仍有此类文字，但已没有单独存在的，而且位置多固定于铭文之末。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图形性氏族文字绝迹。

　　4.纪年 ... 变化 商代铭文中记时的顺序是日、月、年。纪日用干支，多置于铭首；纪月云“在某月”；纪年云“唯王某祀”，多置于铭末。西周大抵为王朝卿士之器，纪时统于王，称“某王某年某月”按年、月、日的顺序纪于铭首。春秋战国大抵为列国诸侯巨族之器，纪年常系于本国，如邓伯氏鼎“唯邓八月初吉”，鄀公簋“唯鄀正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