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说不学文言文就会亡国灭种，吕秋远打脸：难道主张白话文的胡适在毁灭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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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这种文体，大概从甲骨文就开始。西周时代，贵族使用的文字，就是文言文，当时的口语大概也是如此。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文字与发音都不相同，比如楚辞，就是楚国（湖南、湖北）的文学作品，他们特别喜欢使用当地的方言：例如发语词会有“羌”、“蹇”，句子中间或最后喜欢用“兮”，并常以“乱”作为结尾。这跟台南人喜欢用“腻”这个字当作问句收尾是一样的。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这是两千五百年前楚国文学家平常讲话的方式，形诸于文字就是这样。如果现在有个台南诗人，写下类似的词句，两千五百年后的人大概也会觉得很难懂：“我是总统阿舍的后代啊！林北ㄟ死去的老北叫做邱罔市。…如果不肯趁少年时改过，这么漂丿是有什路用腻？”

春秋战国时代的文言文，大部分都是当地语言，诗经就是当时各国的诗歌选辑，每个地方的方言、文字，现在看来艰深难懂，但是当时一样是惯用语言，例如诗经这一篇，来自于郑国。郑国人比较直率，诗歌内涵就带有三字经：“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且，就是男人的生殖器官，诗经里也是有脏话的。如果台南人的写法就会是这样：“你要是想林北，林北就把裤管提起来，度过浊水溪去找你。你要是不想林北，难道林北就找不到人想我吗？你这个 ... 是 ... 什么 ... ？” 两千五百年后的人看到，会不会也觉得“林北”“ ... ”听起来好文雅？

汉朝的文言文开始定型，除了承袭春秋战国时代外，嘴巴上说的跟文字上写的，已经开始出现差距，到了唐宋时代，问题更多。一般百姓使用的语言，跟官方使用的文言文，有越来越大的隔阂。例如名词前面会加上“阿”字，名词后会加上“子”字或者是“儿”字，所以，嘴巴上我们叫人家“阿春”，或是“孩子”，但是文字上则还是维持“庄严隆重”的文言文，而随着时代经过，越来越多文人，想要在文字里挑战文言文，使用“文白夹杂”的方式论述。例如用文言文讲解佛教故事，一般老百姓应该听不懂，所以就会有所谓的“变文”。要写小说，用文言文比较少人看得懂，所以就有三国演义的白话章回小说。

在文言文的演进过程中，即便是正式文书，也开始有方言或是白话文介入。例如“阿堵物”，就是方言里的“钱”。秦桧回应岳飞的罪名，说“莫须有”，在南宋的方言意思是“恐怕有”“或许有”。欧阳修在《玉楼春》里提到，“已去少年无计奈，且愿芳心长恁在。”词里的“恁”字，并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用字，而是广东话常用的“咁”字。因此，在我们的国文课本里的文言文，事实上很多已经融合了各地的方言、不同时代的口语，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要学习真正的文言文，就要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尚书》《易经》《周礼》等古书籍研究，唐朝与宋朝以后的文字“文白夹杂”，充其量只有当时的文人在使用而已。举例来说，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这是他对于老爸老妈的回忆，但既然是文人，总得要使用古文才能显示出学问，可是宋朝人讲话，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欧阳修只是写给懂古文的朋友看，至于一般老百姓，受教育的人少，大概也看不懂他在写什么东西。

是的。文言文确实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宝藏，要学习中国官方文学，文言文是必要的工具。然而，要提升文字能力，重点是在于阅读、思考与逻辑，并非文言文。中国从梁启超开始，就极力推动白话文运动，反对桐城派独占文坛。在大清国末年与民国初年，胡适甚至直接认为，白话文就是文学运动的正宗。他认为，文学是这样的，“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话。 ” 然而，“毁灭中华文化”这种帽子，可没有人扣在他身上。

文言文该学，但是留给有兴趣的人去学，大概就是跟美国人选修“中古英文选辑”“十日谈”“莎士比亚全集”之类的意思一样。以台湾省的教育体制来说，只要考试会考，就算学校不教，以后也会有补习班开设这种课程。所以重点真的不在于文言文要不要减量，而是会不会考。不会考，就算整本国文课本都是柳宗元、苏轼、欧阳修，学生也只会拿折纸飞机。至于把这个议题当作亡国灭种、去中国化的前兆来论述，真的言过其实，中国的所有官方文书，现在都是白话文，而且主张驱逐文言文的学者，远从唐朝，近从民国初年，都一直存在着，别想太多了。

两千五百年后，其实我们说的话，都会是那时候的文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