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说不学文言文就会亡国灭种,吕秋远打脸:难道主张白话文的胡适在毁灭中华文化?

Apr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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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这种文体,大概从甲骨文就开始。西周时代,贵族使用的文字,就是文言文,当时的口语大概也是如此。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文字与发音都不相同,比如楚辞,就是楚国(湖南、湖北)的文学作品,他们特别喜欢使用当地的方言:例如发语词会有“羌”、“蹇”,句子中间或最后喜欢用“兮”,并常以“乱”作为结尾。这跟台南人喜欢用“腻”这个字当作问句收尾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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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这是两千五百年前楚国文学家平常讲话的方式,形诸于文字就是这样。如果现在有个台南诗人,写下类似的词句,两千五百年后的人大概也会觉得很难懂:“我是总统阿舍的后代啊!林北ㄟ死去的老北叫做邱罔市。…如果不肯趁少年时改过,这么漂丿是有什路用腻?”

春秋战国时代的文言文,大部分都是当地语言,诗经就是当时各国的诗歌选辑,每个地方的方言、文字,现在看来艰深难懂,但是当时一样是惯用语言,例如诗经这一篇,来自于郑国。郑国人比较直率,诗歌内涵就带有三字经:“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且,就是男人的生殖器官,诗经里也是有脏话的。如果台南人的写法就会是这样:“你要是想林北,林北就把裤管提起来,度过浊水溪去找你。你要是不想林北,难道林北就找不到人想我吗?你这个白痴是屌什么屌?” 两千五百年后的人看到,会不会也觉得“林北”“屌”听起来好文雅?

汉朝的文言文开始定型,除了承袭春秋战国时代外,嘴巴上说的跟文字上写的,已经开始出现差距,到了唐宋时代,问题更多。一般百姓使用的语言,跟官方使用的文言文,有越来越大的隔阂。例如名词前面会加上“阿”字,名词后会加上“子”字或者是“儿”字,所以,嘴巴上我们叫人家“阿春”,或是“孩子”,但是文字上则还是维持“庄严隆重”的文言文,而随着时代经过,越来越多文人,想要在文字里挑战文言文,使用“文白夹杂”的方式论述。例如用文言文讲解佛教故事,一般老百姓应该听不懂,所以就会有所谓的“变文”。要写小说,用文言文比较少人看得懂,所以就有三国演义的白话章回小说。

在文言文的演进过程中,即便是正式文书,也开始有方言或是白话文介入。例如“阿堵物”,就是方言里的“钱”。秦桧回应岳飞的罪名,说“莫须有”,在南宋的方言意思是“恐怕有”“或许有”。欧阳修在《玉楼春》里提到,“已去少年无计奈,且愿芳心长恁在。”词里的“恁”字,并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用字,而是广东话常用的“咁”字。因此,在我们的国文课本里的文言文,事实上很多已经融合了各地的方言、不同时代的口语,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要学习真正的文言文,就要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尚书》《易经》《周礼》等古书籍研究,唐朝与宋朝以后的文字“文白夹杂”,充其量只有当时的文人在使用而已。举例来说,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这是他对于老爸老妈的回忆,但既然是文人,总得要使用古文才能显示出学问,可是宋朝人讲话,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欧阳修只是写给懂古文的朋友看,至于一般老百姓,受教育的人少,大概也看不懂他在写什么东西。

是的。文言文确实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宝藏,要学习中国官方文学,文言文是必要的工具。然而,要提升文字能力,重点是在于阅读、思考与逻辑,并非文言文。中国从梁启超开始,就极力推动白话文运动,反对桐城派独占文坛。在大清国末年与民国初年,胡适甚至直接认为,白话文就是文学运动的正宗。他认为,文学是这样的,“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话。 ” 然而,“毁灭中华文化”这种帽子,可没有人扣在他身上。

文言文该学,但是留给有兴趣的人去学,大概就是跟美国人选修“中古英文选辑”“十日谈”“莎士比亚全集”之类的意思一样。以台湾的教育体制来说,只要考试会考,就算学校不教,以后也会有补习班开设这种课程。所以重点真的不在于文言文要不要减量,而是会不会考。不会考,就算整本国文课本都是柳宗元、苏轼、欧阳修,学生也只会拿折纸飞机。至于把这个议题当作亡国灭种、去中国化的前兆来论述,真的言过其实,中国的所有官方文书,现在都是白话文,而且主张驱逐文言文的学者,远从唐朝,近从民国初年,都一直存在着,别想太多了。

两千五百年后,其实我们说的话,都会是那时候的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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