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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赫然” 在古文中的意思
1.形容大怒的样子。
汉 桓宽 《盐铁论·褒贤》：“ 赵高 治狱於内， 蒙恬 用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 秦 。 陈王 赫然奋爪牙为天下首事。”
《汉书·枚乘传》：“ 汉 知 吴 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 唐 李群玉 《洞庭风雨》诗之一：“想赭 君山 日， 秦皇 怒赫然。”
《明史·李献可传》：“ 洮河 失事，陛下赫然震怒。” 2.形容奋发。
《后汉书·南匈奴传论》：“逮 孝武 亟兴边略，有志 匈奴 ，赫然命将，戎旗星属，候列郊甸，火通 甘泉 。”《新唐书·吐蕃传下》：“ 宪宗 常览天下图，见 河 湟 旧封，赫然思经略之。”
清 龚自珍 《明良论四》：“圣天子赫然有意千载一时之治。” 3.形容光彩鲜明貌。
多指红色。《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
唐 封演 《封氏闻见记·明堂》：“顶上金火珠迥出空外，望之赫然。” 宋 洪迈 《夷坚丙志·九圣奇鬼》：“ 宣 （ 薛季宣 ）以剑拂其处，血光赫然。”
宋 洪迈 《夷坚乙志·更生佛》：“白光腾上，室宇赫然。” 4.形容醒目；警悚。
《公羊传·宣公六年》：“有人荷畚…… 赵盾 就而视之，则赫然死人也。” 明 朱国祯 《涌幢小品·鹦鹉堕地》：“〔 陆纶 〕一日之野，有鹦鹉向前哀鸣，忽堕地，则赫然死人也，就而视之，已复为鹦鹉。”
鲁迅 《热风·估》：“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 5.形容名声昭著。
唐 韩愈 《与祠部陆员外书》：“其后一二年，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 明 方孝孺 《赠河南王佥事序》：“於是 履道 之名，赫然闻于朝廷而播于四方。”
6.形容兴盛貌，显赫。 宋 石介 《上赵先生书》：“先生犄之， 介 等角之，又岂知不能胜兹万百千人之众，革兹百数千年之弊，使 有宋 之文赫然为盛，与大 汉 相视、钜 唐 同风哉！” 宋 叶适 《梁父吟》：“嘉 梁父 之草木兮，被赫然之荣宠。”
元 刘祁 《归潜志》卷十：“〔 胥持国 〕由经童入仕，得幸於 章宗 ，擢为执政，一时权势赫然。”《续资治通鉴·宋孝宗乾道八年》：“於是 说 （ 张说 ）势赫然，无敢撄之者。”
2. 文言文：宋史 薛季宣答案
薛季宣（1134~1173）南宋哲学家，永嘉学派创始人。字士龙，号艮斋，学者称常州先生，永嘉（今浙江温州）人，薛徽言子。历仕鄂州武昌令、大理寺主簿、大理正、知湖州，改常州，未赴而卒。薛季宣反对空谈义理，注重研究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等世务，开永嘉事功学派先志。著有《浪语集》、《书古文训》等。
薛季宣少孤，由伯父敷文阁待制薛弼收养。早年随薛弼宦游四方，喜从父老问岳飞、韩世忠兵间事。年十七，妻父荆南帅孙汝翼辟为书写机宜文字，师从程颐弟子袁溉。绍兴二十三年，入四川制置使萧振幕。次年，因论事不合归乡。二十六年，至毗陵探望孙汝翼。三十年，以二伯父昌年恩荫知鄂州武昌（今鄂县），推行保伍法，防备金兵南下，并力争罢籴。次年九月，金兵至蕲、黄以南，诸官均遣回眷属，系马于庭准备逃跑。唯季宣将家属留在城内死守不去，民心赖以振奋，并乞师于汪澈，得甲三百、楼船十艘，声气甚张，渡江来归者数千家，江西恃以无恐。三十二年，成《武昌土俗编》2卷，刊行。
隆兴元年（1163），赴调武林，得婺州司理参军，待次居乡。乾道元年（1165），上书枢密使汪澈，斥责主和派偷安误国。四年夏秋间，出任婺州司理参军。不久，因签书枢密院事王炎举荐，召赴临安审察。七年八月，任大理寺主簿。冬，江湖大旱，饥民流入淮西，季宣奉使安集流民，“表废田，相原隰，复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庄于黄州故治东北。以户授屋，以丁授田，颁牛及田器、谷种各有差，廪其家，至秋乃止，凡为户六百八十有五，分处合肥、黄州间，并边归正者振业之。”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归者止五户，妄以邀赏，季宣按得其实而劾之。次年七月，回临安复命，言及以好名弃士大夫为非计，孝宗称善，恨得季宣晚，遂进官二等，升大理正。八月，改任湖州知州。九年春，解湖州任改知常州，待缺回家，因痔疾为庸医所误，七月十七日卒，年仅四十。
3. 朱熹“教明于上,俗美于下”的翻译是什么
朱子《学校贡举私议》（以下简称《私议》）与《白鹿洞书院揭示》所不同者，是其以“德行道艺”为教学之目，而不仅是教以五伦。
其云：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若夫三代之教，艺为最下，然皆犹有实用而不可阙。
其为法制之密，又足以为治心养气之助，而进于道德之归。此古之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
（《晦庵集》卷六十九）在这里，虽然“道德”为首要和终归，“艺为最下”，但其“犹有实用而不可阙”，成人材不仅是“厚风俗”，而且要“济世务”，如此才能“兴太平”。此中所表达的思想即是“明体达用之学”。
《私议》所针对的是当时科举教育的弊端：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
……而议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试文字之不工为患，而唱为混补之说，以益其弊。（同上）所谓“程试文字”即后来八股文的起源，而“混补之说”即主张增加贡举的名额。
朱子认为，追求程试文字之工和滥增贡举名额，只会使“游其间者校计得失于旦暮锱铢之间”而益增其弊。朱子的主张是：必欲乘时改制，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则必如 明道先生熙宁之议，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
如曰未暇，则莫若且均诸州之解额，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专教导，以来实学之士。
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同上）所谓“明道先生熙宁之议”就是前引程颢在熙宁初年所上《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
朱子的《私议》就是本于程颢的“熙宁之议”而阐发其所“未备”[1]，而其实更多地继承了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解额”即通过解试（乡试）而参加省试（会试）的名额。
“舍选”即自王安石“熙宁变法”以来的三舍（上舍、内舍、外舍）选察。朱子主张“均诸州之解额”，并且裁减参加省试和舍选的名额，意在使士人安心于学，不被读书做官所利诱。
关于学校所设科目，朱子主张首设“德行”科，罢去“词赋”科，又另设“诸经、子、史、时务”等科。将“德行”科与“诸经”科分开，这是《私议》发前人所未发。
而分设“子、史、时务”等科，则继承了范仲淹和胡瑗的教育思想。朱子论证首设“德行”科的必要：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
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乐以教胄子，皆此意也。（同上）以“德行”科为首，朱子当借鉴了孔子所设“四科”中首为“德行”（《论语·先进》）。
真能致力于“德行”者，“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因此，孔子所设四科中的“政事”亦应以“德行”为基础。而“德行”与四科中的“言语”和“文学”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朱子主张罢去“词赋”科，亦将“德行”科与“诸经”科分开（孔子说“文学：子游、子夏”，后世之传诸经者实为子游、子夏之徒，而颜渊为“德行”第一，他并不是专以治经书为业）。
朱子说舜命司徒“以敷五教”即是以“德行”为先，可见《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的“五教之目”亦是以“德行”为先，而并非完整地表达了朱子的教育思想。朱子论证分设“诸经、子、史、时务”等科的必要：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
……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
况今《乐》经亡，而《礼》经缺，二戴之《记》已非正经，而又废其一焉。盖经之所以为教者已不能备，而治之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则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尽通其理者矣。
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其长者固不可以不学，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于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
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晦庵集》卷六十九）观此可知，朱子是主张分科教学的，这与他对《大学》之“格物致知”的解释相联系。
朱子否认了“通一经则能通群经”，亦否认了只读经书就能通天下之理。因此，诸子、诸史和时务是不可不学的。
“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等等，都是“当世所须而不可阙”，亦不可不学。此“时务”科大致相当于胡瑗的“治事”斋。
朱子认识到，天下之理不可能通过读书而“尽通”，故主张把所当读之书“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通其三或四分之一。这样，在“诸经、子、史、时务”诸科中还要再分科，并分年考试。
“故今欲以《易》、《书》、《诗》为一科……《周礼》、《仪礼》及二戴之《礼》为一科……《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同此，诸子分为四科；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