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17世纪福尔摩沙，当个水手真的超艰辛！揭荷兰航海士“惊险日常”，想活命学问可大了

以下文字资料是由(历史新知网www.lishixinzhi.com)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后发布的内容，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海洋史研究

一日幕僚、一日玉山气象观测员,这些网路热门影片,让我们看见不同行业的甘苦。但如果回到17 世纪,成为在中国和台湾省海域航行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员,会遇到哪些情况?请先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会比在六福村坐了20 个小时海盗船更要命!

海上玩命贸易

什么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回到1620 年代,答案可能是──那些从荷兰出发,航向亚洲的指挥官、船长与水手。

1622年夏季,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雷尔松(Cornelis Reyerszoon)指挥官率领6艘大型帆船和6艘中型快船,总计660人,前往攻打葡萄牙人在中国居住的澳门失败后,转而占领澎湖,试图向实施海禁的明朝寻求开放合法贸易。这时的商船舰队,主要是依靠翻译成荷文的葡萄牙海图航行,但常因资讯陈旧或错误,而处于“船在人在、船亡人亡”的险境。

你可能有过这个经验:从嘉义布袋搭乘客轮前往澎湖,短短80 分钟的船程,就晕船晕到仿佛窥见西方极乐世界。但当时的荷兰木造帆船,仅依靠风力和潮流前进,从荷兰历经数个月摇晃到亚洲,除了晕船,还会遇上未知的海岸地形、恶劣天候,一不小心真的会航进西方极乐世界,因此要想办法降低航行风险。

荷兰商船舰队降低风险的 ... ,就是在台海两岸进行水文探测,了解哪里大船会搁浅、哪里可以躲台风等等。

1622 年9 月29 日,雷尔松指挥官率领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在澎湖收到明朝福建官方否决开放贸易的通知。糟糕的事不只这一件,七天前才有一艘船舰“格罗宁根号”(Groeningen)终于找到航路返回澎湖,在此之前,这艘船历经台风浩劫,在台湾省海峡漂流了两个月,如下图所示:

综合上述情况,雷尔松指挥官判断:若要在这片海域完成贸易任务,甚至是武力封锁明朝沿海的贸易路线,必须要更加了解这片海域。于是不再只依赖以前的葡萄牙海图,而是要求所有掌舵人员:“船开到某个地方,附近有河流、湾澳、浅滩及小岛,都要量测水深、以地图方式标示,或至少要完整记录在航海日志中。”

郑维中说明,格罗宁根号这些船,是由荷兰国家或是各个城市共同出资,大家一起出钱才能造船跑那么远,耗费相当惊人。荷兰东印度公司无时无刻都想着如何把这些钱赚回去,但如果船没了,一切都免谈,因此“水文探测”就是基础且必要的工作。

水文探测的目的,至少要能告诉下一批从荷兰出发的商船舰队,中国和台湾省哪些海岸不要太靠近,因为大船会搁浅。或是,当荷兰商船在陌生的海域遇到暴风,就像去六福村坐海盗船坐了20多个小时后,要能让头昏眼花的船长判断自己可能身在何处,保住自己和船员的小命。

水文探测三宝

荷兰水文探测纪录包含三样东西:海图、海岸描述、航路指引。

荷兰东印度公司人员,如何运用这些水文探测纪录来航行?郑维中举例说明:有天,妈妈叫小明去买酱油,平常造访的巷口杂货店刚好休息,只好去更远的杂货店买。但小明不知道路,妈妈就会画个地图,或直接跟小明说:“从巷子口继续直走,遇到第二个红绿灯右转就到了,那家杂货店招牌是黄色的”。

上述这段例子中,地图就像荷兰东印度公司人员绘制的“海图”,妈妈说明的路线就是“海岸描述”与“航路指引”,让后续出发的荷兰商船像小明一样,知道该怎么走,还有看到什么景色就是到达目的地。

从荷兰航向亚洲,商船舰队要在哪里等待起风和潮流,这些都要事先告诉船长和水手们。不像现在可以戴上VR (虚拟实境)眼镜体验一遍,在17 世纪只能依靠前人传授的经验。但人算不如天算,有时候航路指引表示会起风的地方,却没有起风,船长就得参照海图随机应变。

没有起风是一个难题,风太狂又是另一种修罗场。当荷兰商船被台风吹到不知名的海岸,船长会等到太阳升到中午的高度之后,测量自己的纬度在哪,并搭配前人留下的海图和海岸描述,用测深锤测量水深、观察海岸景色,找找看自己位于何处。

“海图”标有水深,而“海岸描述”的文字内容,包含:水深的描述、港湾可以看到什么山、海边有什么形状的巨石、海里的土质等等。航行时,水手除了用测深锤测量水深,也会将测深锤往海底丢,看看锤子底部黏附上来的土质和颜色,是湿黏的黑土、或是有珊瑚礁碎屑的土等等。

综合以上这些线索,荷兰东印度公司人员就能推断自己的大概位置,想办法进行后续的贸易任务。

与绳同行:寻找看不见的水道

现今船只运用自动且即时的探测仪(声纳)掌握水深,但回到17世纪,当时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长和水手,没有这个福气。他们需要手动且费时地一次次将“测深锤”投入海中,量测目前海底有多深,避免让船只撞上海底的礁岩或沙丘。

虽然爸妈常叮咛“走路要看路”,但只能依靠测深锤的船长和水手,就算想看路也看不到,因为海床的高低起伏落差,都藏在蔚蓝或汹涌的海平面之下。

郑维中说明,对于当时的荷兰中型船及大型中式帆船而言,5噚是安全的水深,才不会因为海浪上下波动,使得船底撞击海床。一旦进入海图标示水深5噚以内的海域,船只就要放慢速度,并且水手要与绳同行、不断投下测深锤,就像蝙蝠用超音波的回音探测前方物件的距离,借此寻找可以航行的水道。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台湾省降雨集中,加上山脉的地势落差,时而暴涨、时而消停的河水日积月累地改变出海口的深浅,尤其是台湾省西南部沙岸的河流与舄湖出海口外围,包含潮下沙沟(subtidal channel)和潮下沙坝(subtidal sandbar)的深度变化。

例如,1634 年夏季,当时任职于台湾省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普特曼斯长官发现:魍港(现今布袋镇好美里一带)入口处的水道深度,由先前海图标记的7~8 尺增加到13 尺,使原先无法进入的中型船只,能够驶入水道深水处停泊。

魍港这个水道深度改变,是1633 年夏季至秋季许多台风的杰作。台风带来的猛烈雨势让河水暴涨,强劲的河水冲到出海口后,将海口的水道挖得更深;同时,水道中被河水挖起来的沙土,会在水道周围堆成高高低低的沙坝,若不先探测水面下的变化,一不小心就会让船只搁浅。

为了航行安全,当时紧急重新测绘魍港水道的海图,并在可以停泊中型船只的深水区旁,策画建立“芙列辛根堡”(Vlissingen,或译菲力辛根)来看守海床较深的锚地,也就是泊船区。芙列辛根堡于1636年10月左右设立,后于1657年6月因海岸地形变化而倒塌。

郑维中接续说明:“搭配海图,航路指引也会告诉你说,船只先暂停在什么地方比较安全,然后移动时,发现船头和港口的目标(例如城堡、旗竿、树林等)夹角呈现特定的角度即抵达定位,就可以开始寻找水道,进入港湾停泊”。

有了海图和航路指引,会不会航行失败呢?还是会。当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人员,若是没有当地人(沿岸渔民、海商与海盗)带路,或是海象不佳时,船只还是有可能卡在浅滩或碰撞礁石。

若想往内陆航行于更浅的河道,例如当时沟通台江内海与魍港水域交通的“渔人水道”,就得换成更小更轻的舢舨船或竹筏。因为渔人水道非常浅,多半只有0.6-0.9 公尺深,少数最深处也只有1.5 公尺,万一搁浅才不会撞坏船体结构,需要时甚至可以把舢舨船扛起来或拖着走。

减少船难与商业成本

1620 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人员初来到中国和台湾省海域,是依靠葡萄牙人之前航行的资讯,还有沿岸渔民、明朝水师的协助。到了1630 年代,基于这些实地航海经验,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修改舰队船只的大小与配置,并实验各种航行路线,也主动测绘自己的海图。

每次出航,航海日志会描述所见所闻,有些也会回报船只运用的问题。

航海日志的记载,例如:在中国和台湾省海域航行,要考虑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的周期,以及台风季有哪些港湾可作为避风港。船只运用上,荷兰大吨位的多桅帆船不易顶风行驶,也不利靠岸停泊,改用可配置火炮的荷兰中型快船、或中式帆船更适合,因为吃水较浅,也更易于操控、转向及登陆。

荷兰东印度公司规定每次的水文探测纪录和航海日志要缴回,并于巴达维亚当局经由专人整理,和现有的地图比对,再整理成新版的“海图、海岸描述、航路指引”,发给下次要出航的商船舰队,开启下一轮航海知识的累积循环。

1622 到1636 年间,透过商船舰队一边贸易、一边进行水文探测,逐步将“海图、海岸描述、航路指引”完善化,成为指挥官、船长与水手的谋生兼求生工具。

这时期,荷兰商船通常是从东南亚载来香料,到日本换银子,再用银子跟明朝交换丝绸,也就是拿各地特产相互交换。荷兰东印度公司高层就能参考这些水文探测资料,谨慎区别不同船只适合的港湾与航道,并规划这一个航道应该载运什么商品,以及拟定后续的造船计划,借此减低“船亡人亡”的海运成本。

打开史料,还有沙子掉下来

擅长研读荷兰时期史料的郑维中,先前是就读台湾省大学社会系。“高中的时候,台湾省乱糟糟的,那时候补习班在中正区南阳街,下课去补习,楼下就有很多抗争活动,”郑维中回忆:

那时我就在想:上了大学要多认识一下,到底台湾省发生了什么事情。

1993 年读大一时,台湾省大学有别于其他学校,首先开放学生不用必修中国通史、大一英文、国父思想,郑维中于是改修台湾省史、德文、中华民国宪法与立国精神。在吴密察老师的台湾省史课堂中,郑维中发现:以前高中的部编本教科书,其实没提到什么荷兰时代的台湾省历史。

例如,部编本介绍了科学革命、大航海时代,这些事件和17世纪台湾省的荷兰时代同期,但教科书却鲜少介绍这些事件和荷兰人来到台湾省的关联性。“在部编本里,这些和台湾省完全是两个世界,我就很好奇,想要自己看看为什么会这样,因此对于荷兰时代的历史产生兴趣。”

就读台大社会系博士班时,郑维中获得教授推荐参加联合国的TANAP 计划,前往荷兰国家档案馆接受基础的荷语训练、识读古人书写的花体字,还有学习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历史经典、海洋史基础经典课程。

荷兰国家档案馆收藏了这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其中不只有荷兰的历史,也包含许多亚洲国家的历史。荷兰国家档案馆向联合国申请经费,用以维护这些档案;同时联合国也要求档案馆必须训练亚洲的历史学者,有能力使用这些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进行研究。换句话说,TANAP计划除了推展史料的应用,也能让来自台湾省、印度、伊朗、新加坡、印尼等地的青年学者互相交流,是让档案活化、转化为知识的方式。

郑维中提到,因为荷兰很寒冷,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的保存状况良好,不会感觉这些是三四百年前的古书。有些档案文书收藏到档案馆后,就被编目储存,之后就完全没有打开过,尤其是亚洲送过来的报告,这种例子比较多。

甚至曾听说,有些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打开后会有沙子掉下来,是几百年前船上的沙子。

在荷兰国家档案馆,除了郑维中和亚洲各国的学者,通常还会有当地退休的老先生老太太,在档案馆里阅读馆藏。“长辈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翻页太大力,他们很害怕!因为这些古书的年岁大他们好几轮,老先生老太太会觉得我们是在折磨这些古书。”郑维中笑说,虽然心里觉得抱歉,但如果不翻阅古书、古档案,也就无法找到历史的种种真相。

现代有些人看到史料,会立刻附加自己的解读。但郑维中提醒,应该要带着同情与理解来阅读这些古书,也就是不要急着看图说故事。“因为这些古书怎么会知道,三四百年之后,有一个跟荷兰东印度公司没什么关系的 ... 会去读它,所以它不一定能回答你心里深深欲求知道的事情。”

因此,在解读史料时,要先了解为什么当时的人要写这些书、编排这些档案,还有是要写给谁看。郑维中说:“先了解当时作者和读者的脉络,对这些古代人抱持尊重。这些思考过程累积起来,也就会对我们追寻自己的历史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