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没成功过、进报社秒被资遣的他,为何能成为用一张嘴就杀死千万人的纳粹宣传部长?

Ja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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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全名保罗·约瑟夫·戈培尔。与希特勒所期望雅利安人“高大、强壮、金发碧眼”完全相反,戈培尔简直是长肌肉前的美国队长,长得十分瘦小,留着一头黑发以及暗褐色的眼珠,但正是此人,仅凭着一张无懈可击的嘴巴,让数千万名德国群众能拼尽性命的忠于希特勒,最终成为名噪一时的纳粹政府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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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超高学历来掩饰小儿麻痹的自卑

1897年10月,戈培尔生于莱茵河下游的工业小城莱特,这里是德国纺织业的中心,戈培尔的父亲弗里兹.戈培尔是一家灯芯工厂的小工头,母亲玛莉亚则是铁匠的女儿。这样的家庭,当然不可能给戈培尔带来什么富足的生活,他的童年是十分拮据的,但尽管贫穷,戈培尔的父亲却对这个孩子无比疼爱,甚至花了整整一个月的工资购买钢琴,只为了能让戈培尔学习音乐。

七岁时,戈培尔患上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致使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十分不便。小儿麻痹也影响到了戈培尔的身高发育,在高大的西方人眼中,一尺六五、面黄肌瘦的戈培尔成为了受到同学侧目、排挤的边缘人物。左腿右腿的对于戈培尔的一生影响颇大,当时的德国青年由于受到普法战争的刺激,流行以参军来光荣祖国,戈培尔也受到爱国主义的氛围影响,在一战爆发时,曾跛着两条腿,主动前赴参军处报名,可是面试官一见戈培尔那不健全的双腿,连体检都没验,就将戈培尔赶出门外了。这对戈培尔的打击非常大,此后戈培尔经常穿着长靴,以在里头安着假腿,弥补两腿长度的差异,但这却不能消除戈培尔走路时的毛病。

一直到后来当上了纳粹的宣传部长后,戈培尔最头疼的是便是检阅仪仗队了,要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瘸一拐的跛走,是他一生中最羞耻的时刻,他也曾这么说:“别人对我所能施加的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检阅仪仗队。而这并不总是可以回避的。每当在庆典的日程上列入检阅仪仗队一项活动时,我就一夜睡不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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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老话道: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戈培尔虽然没能当上兵,但也因此躲过了这场为时四年的一战大屠戮。在这4年中,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读书。戈培尔当时腿脚不便,被政府优待不必上战场,也不必在战场后方做后勤,戈培尔本来想寻找工作,不过屡次面试未果,因此将所有梦想加诸于读书上,希望通过学历上的优秀表现,能够让群众不再只侧目于他的残缺,而是能在知识层面上投以仰慕、甚至是崇拜的眼光。

靠着追求梦想的动力,戈培尔的成绩非常优异,从高中毕业后,他在教会的补助下,先后进入了德国的波恩大学,弗雷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还有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专修了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每次戈培尔的成绩进步,他便忙着书写请愿书,想要更换更好的大学,这也表露出了他对于受人仰慕的渴望。

1921年4月,年仅二十四岁的戈培尔从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走出大学校门后,满怀抱负的戈培尔一心想成为像戈德,席勒那样的大作家,起先致力于创作小说、剧本和诗歌,着有小说《迈克尔》、剧本《流浪者》和《孤客》,但现实却将给予了他重重打击,所投稿的数十家出版社,皆给出了各种原因不愿意出版。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啊,戈培尔苦读数年,得到崇高的博士学位,为的就是让众人能够看得起自己,但无情的现实却敲碎了他的梦想,这让戈培尔痛苦地无以复加,也让他的个性出现了分歧,他既有严重的自卑感,也存在着学历上孤高的优越感,陷入了人生的低潮的戈培尔,只能用学历上的优越来压制心头的自卑,在签名的时候必定冠上博士(Dr.)的头衔,对于自己身为一个高阶知识份子的自我意识变得更强大。

由于当时出版商大多为犹太人所掌控,戈培尔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也由此而生,为后来力主反犹太主义的开端。戈培尔当时只能低声下气地在报社工作,与那些学历低下的同事一同处事,不过由于经济不景气,不久后上级便将戈培尔解雇。为了不让家庭担忧,戈培尔每天还是假装成去上班,却坐在公园长椅上哭泣。一九二二年六月,戈培尔手捧一叠小说手稿前赴一家出版社,又遭到了婉拒,回程路上,戈培尔为他的前途陷入苦闷迷茫,大街上徘徊,误走进了慕尼黑皇冠马戏场的一处演讲,当时的演讲者,便是希特勒。

加入纳粹党

“现在,我找到了应该走的道路,这是一个命令!”戈培尔对于希特勒的演说赞扬不已,从此,戈培尔开始对纳粹党有所接触,并且于1924年8月21日于门兴格拉德巴赫城设立“国家社会主义大德意志解放运动”分部。也就是希特勒领导纳粹党进行啤酒馆政变之后被镇压后被打为违法团体后,为了掩人耳目而设立的伪装团体。

事实上,当时的戈培尔在纳粹党的政见上犹疑不定,他虽然是因为希特勒的演讲打动他才加入的,私底下与希特勒聊过才发现他俩政见根本不同,戈培尔亲左,希特勒亲极右,戈培尔屡次与希特勒发生冲突,身为左派纳粹的戈培尔主张应该要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且倾向了由格里哥·斯特拉瑟所领导的左派,使得希特勒颇为无奈。1926年2月14日在汉堡举行的干部会议上,戈培尔竟公然斥责希特勒为“投机主义份子”,并且提议要将之除名!了解戈培尔才能的希特勒,继续对戈培尔沟通,最后打动戈培尔,于同年的四月转为支持希特勒。

1926年十月,戈培尔被希特勒任命为纳粹党柏林和柏兰登地区的党部书记,负责清党和机构整编,也就是说,戈培尔有用武之地了。在被称为“红色柏林”的共产主义齐聚之地,戈培尔发挥其三寸不烂之舌,煽动了大批群众投靠国家社会主义,成功地让本来以南部为根据地的纳粹党势力进入了德国北部,希特勒回顾这段时光时,曾表示“ 戈培尔博士拥有言辞和才智两种天赋,没有这些天赋,柏林的局势就无法控制......对戈培尔博士来说,他以言辞的真情实感赢得了柏林。 ”1929年,戈培尔被任命为纳粹党宣传部部长。

事实上,戈培尔并不是位天生演说家,他每一次演讲,都会预先将演讲内容给打成草稿,并且对纸稿一再地修正,直至满意,之后又反覆练习,让自己能知道什么时候该高声疾呼,什么时候该举起双手,眼神、动作、口气,这些都必须随着演讲内容而做出变化,以做到能打动人心的演说。

戈培尔擅长运用人性,演讲十分具有煽动力,在印海报时,总是采用鲜艳的亮红色来引起群众对纳粹的关注,在自己创建的“攻击日报”上(Der Angriff),他的手法无非是以简单却不失缜密的言论,反击其他报纸的言论,或是以超大的字体去辱骂其他报纸,挑拨读者的感情,除此之外,他还善于组织大型集会,戈培尔组织了场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周年纪念,又经常在柏林体育馆做大型演讲,大张旗鼓的行径不仅博得了媒体的版面关注,也为纳粹党争取了数万名的选票。

而他在宣传时,总是不忘一点:“ 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成为真理。 ”这句话又称做“戈培尔效应”,与《战国策.秦策》曾参杀人的典故颇有相似之处,戈培尔用着遥不可及的谎言拉拢遥不可及的群众,并且利用遥不可及的群众来达成遥不可及的谎言,利用这套心理操纵术,纳粹党迅速壮大,使得希特勒更加笃定戈培尔的才能。

上任德国宣传部部长

1934年希特勒主政德国之后,戈培尔立刻成为德国宣传方面的领导。希特勒开创性地创造了“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并让戈培尔担任部长。戈培尔的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在希特勒的内阁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戈培尔的办公室人员规模比其他部门大3倍,因此很快获得了强大的控制力,在属于其他部门的传统领域,也获得了新的影响力。例如:戈培尔开始越界处理经济部门的工作,主动承担管理德国工商业广告、展览的工作。一部分原来隶属于教育部门的在中小、大学、艺术机构的文化教育活动,也被戈培尔管理起来。到了最后,戈培尔甚至介入了里宾特洛甫所掌控的外交部,所有对外宣传的策略和措施,都需要征得他的同意。

除了担任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负责人外,戈培尔还掌管了另外一个颇具权力的宣传通讯部门——德意志德国文化部。文化部致力于符合国家社会主义原则和目标的文化活动、事件的创造和传播。在宣传这一特殊的公关活动中,虽然是为了达到一个声音、一种思想、一派政党的独裁统治。但戈培尔却从不强迫灌输民众民族主义,他认为强迫的学习不会引起真正的认同,比起这个,他更崇尚用一些片面的科学知识以及历史事件作为宣传,以此间接控制大众的意志。

在思想控制上,戈培尔最著名的举止莫过于将所有非德意志精神的书籍烧毁的“壮举”。1933年5月10日晚上,成千上万的学生在戈培尔的煽动下高举火炬,在柏林的各条大街上游行,并最终汇集到柏林大学对面的广场周围。那里已经堆积了数百位非亚利安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的著作,激进派成员甚至规定任何非德语作家的著作也将一同烧毁,学生们称这些书籍“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兴冲冲地将汽油泼洒在成吨的书籍上,诗人海涅、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戏剧家布莱希特、科学家爱因斯坦耗尽心血所撰写的名文著作,犹如一团垃圾般遭到众人践踏。烈焰腾空,照亮夜晚。人们一边欢呼,一边继续往火里扔书。以此开端,德国二十余所大学一百多座城市也纷纷效仿,开始焚书。戈培尔向参加焚书的学生们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再度表现出来了。这火光不仅结束了旧时代,而且照亮了新时代。”戈培尔因此获得“焚书者”的称号。

宣传上的“功绩”

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对出版、报刊、广播和电影也实行了严格的管制,建立起纳粹党领导下的统一的艺术家组织“德国文化协会”,其成立目的很简单:保持一家言。

德国所出版的书籍,在德国文化协会的监视之下皆需按照国家规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从事活动,作品的出版或上演必须经过纳粹宣传部的审查和许可。而由纳粹党制定的法律规定,第三帝国的编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纳粹党保持一致,种族上必须是“清白”的雅利安人。于是,许多不愿为纳粹服务的编辑记者遭到汰除,许多不能与纳粹保持一种声音的报刊被停办,像是《法兰克福日报》的老板就因为留着犹太人的血液而被踢出报社;连续发行了两百三十年的报纸《伏斯日报》也在1934年4月1日遭到停刊。在希特勒执政的短短四年间,全国报纸减少了将近一千种,剩余的报章编辑为了保住自己的铁饭碗,成为了纳粹的宣传工具。

关于宣传器具,纳粹党在执政前着重于演讲,随着上任后权力的扩大,纳粹已经有权力掌握广播了,戈培尔认为广播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任何宣传,它传递信息迅速,涵盖范围广,影响大。因此,必须牢牢掌控德国的广播事业。戈培尔通过宣传部的宣传司和纳粹创立的国家广播协会,控制、垄断了德国的广播公司。从此,这家广播公司充斥着对于纳粹政府的赞扬,以及对于英法政府的仇视。

为了对付犹太人,戈培尔的宣传部将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利用广播、电视、电影、甚至下辖至漫画、传单等进行鼓动,哪个城市出现经济、治安等问题,哪里的犹太人就被当作代罪羔羊。当时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要求抵制犹太商店的代言人尤里乌斯.施特赖歇尔曾收到一封来自北方发来的电报,他面写到:' 立即派遣犹太人来,否则无法进行抵制! '”虽然是笑话,但足以说明纳粹迫害犹太人到了何种程度。他们还为此专门拍一部名为《犹太嫌疑犯》的电影,结尾里,老百姓对犹太人执行了死刑,这简直是鼓励滥用私刑!但形成反差的是,这部电影在德国获得极大回响,自1940年9月上映后,这部电影总共在柏林66家戏院播映过。

说到电影,戈培尔特别重视其电影的作用。曾经获得德国电影奖、威尼斯双年展金牌及巴黎世界博览会大奖的《意志的胜利》,就是在戈培尔的监督下制作完工的。另外配合反犹太人政策,戈培尔除了《犹太嫌疑犯》外,还曾主导拍摄过《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影片的首映放在了威尼斯电影节上,并获得最佳电影奖。后来为了配合对英国的战争,戈培尔还制作了反英宣传电影——《爱尔兰,我的生命(1941)》,在这里,英国政府成为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者。

二战期间,在戈培尔的主导下,纳粹德国共拍摄了500余部大大小小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堪称欧洲之冠。其中还有15部是彩色的。电影还被纳入戈培尔的宣传轨道,为战争服务。战争爆发后,戈培尔首先组织拍摄了《波兰战役》、《西线的胜利》、《东方的战争》等纪录片,鼓励帝国军民前往前线作战。

在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的精心操纵下,整个德国的舆论处于疯狂的法西斯文化思想氛围中。本来应该向公众传播事实,宣传真理和正义的新闻媒介,竟成为蛊惑战争、散播仇恨的工具。但以政治的角度来看,戈培尔的宣传是极为成功的,德国民众的思想已经彻底遭到控制,他们一个个成为战争的狂热支持者、拥护者,直接参与者,并为纳粹的复仇战争献出劳力、青春、以及生命。

宣传部长之死

当苏联军队即将攻入德国本土时,希特勒已经彻底绝望,鲜少进行演说,多由戈培尔代替其工作,他总是以收音机广播宣告国民对于联军要进行最后抵抗。在1945年4月苏联军队进逼柏林时,戈培尔也号召柏林市民捍卫首都,他组建了国民突击队,将柏林城下的老人以及尚未成年的青年等不适合应征正规军的男性召入其中,并亲自担任指挥官。但即使军民一体,在装备缺乏以及训练不足的情况下(老人大多只能拿到一把火箭筒,而且还是用完即丢、一次使用型的!),第三帝国依然难以力挽狂澜,国民突击队往往在战场上伤亡惨重,充当炮灰,在创建到解散的短短五个月间,国民突击队的战死队员共计175,000人左右。

随着时间步入到1945年2月,此时德国百姓已经对战争失去了信心。为此,戈培尔想尽一切办法制造令人振奋的消息来提振帝国士气。最常用的办法是唬烂有关神秘武器的新闻。一次他向公众介绍一种名为“冷光”的武器,他说:“当我走进武器库,看见这种武器,我的呼吸骤然停滞。它的威力如此巨大,破坏如此可怕,以至元首要求不到最后关头不能使用它。”令人意外的是,德国民众还真的相信有这种武器,但仔细想想,纳粹德国在临死前的挣扎中,发明出了V-2火箭、第一款实用性喷气战斗机、第一种隐形轰炸机、第一种实质意义的突击步枪等先进武器,德国民众相信有“冷光”的存在,也在情理之内。

在红军直逼柏林前的几个礼拜,戈培尔发起了最后一次演讲,在中提到:“德意志的字典里是没有投降两个字的。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戈培尔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决定自杀。希特勒死前立下遗嘱让戈培尔接替他的位置,但是戈培尔表示自己宁愿死也不会抛弃元首,不会做一个背弃国家的小人。

4月30日,希特勒自杀。5月1日,这一天戈培尔夫妇准备追随希特勒,由于害怕遭受池鱼之殃,戈培尔的六个小孩也不能留下,他们准备让六个小孩和他们一起面对死亡。

5月1日下午,玛格达将混有安眠药的糖果发给孩子们。不一会儿,六个孩子都进入熟睡状态,玛格达逐个亲吻着她们,细细端详着这些亲骨肉,泪水顺着面颊滚滚落下。片刻后,她将氰化钾放入孩子的口中,遂放声大哭起来⋯⋯戈培尔并没有见证儿女的死亡,他亲自出去带人找回足够焚烧他们尸体的汽油,晚六点左右,他才又回到暗堡。他来到每一位孩子身边,俯身在他们额头上印上一吻,没有说话、也没有哭泣,他走出房间,来到暗堡的书房。玛格达正在这里木然地坐着,这也是他们商量好的。各自办完事后从这里一起走向生命的终点。

戈培尔走到书房的衣架前,戴上他的军帽,将黄驼色军大衣的尘土拍除、再次确认领带是否系紧。随后,把右胳膊伸给他的妻子,一句话没说,他们依偎着缓慢地朝通向院子的楼梯走去。戈培尔和玛格达都仔细演习过哈斯教授推荐的手枪加毒药的自杀方法。玛格达向前走了一步,咬破早已放在口中的胶囊,慢慢地倒在土地上,戈培尔不想让她痛苦,随后朝她的身体开了一枪。戈培尔用力咬破他口内的玻璃小瓶,紧接着扣动P—38型手枪扳机,子弹从他右边太阳穴打入。

希特勒并不希望戈培尔死,他想让戈培尔活着,可是戈培尔不愿抛弃自己的祖国,畏首畏尾的活着,他有着对于他来说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信仰,或许正如他所说:“ 我们信仰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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