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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经简介
大藏经，又称一切经、藏经等。为佛教典籍之总集，是将佛教圣典之经藏（梵Sūtrānta-piṭaka，巴Sutta-piṭaka）、律藏（梵Vinaya-piṭaka，巴同）、论藏（梵Abhidharma-piṭaka，巴Abhidhamma-piṭaka）等三藏（梵Trīṇi Piṭakāni，巴Tīṇi Piṭakāni）。
「大藏经」一词，不见于印度或我国最早期之记载。自南北朝以来至隋唐时代，有「众经」、「三藏」、「三宝记」、「法宝」、「释教」、「内典」，「一切经」等名称。指包含三藏等之诸佛教经典。亦即以经、律、论三藏为中心之佛教典籍之总集。至北宋年间由宋太祖敕命（钦定）纂集之一切经。于开宝4年开雕，大宗太平兴国8年（公元983年），历13年而完成；即所谓的雕版的「开宝大藏经」；为最具影响的「大藏经」。此藏经，传入高丽、日本、交趾、西夏、女真各地，影响颇巨。
大藏经之原典，原本有梵语、巴利语2种。汉文、藏文有译自梵语原典者，满文、西夏文有译自汉译典籍者，蒙文有译自藏译典籍。日文藏经出于汉译经典、现今之日文、英文有译自巴利语藏经者等。现今流传之佛典，从语文上可分为：巴利文、梵文、藏文、汉文、日文、蒙古文、满文、西夏文、西洋文等数种。巴利大藏经、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三系是现存主要的大藏经，其同一体系的内容与数量虽有差异，但汉译因其固有的「目录学」而自成一格。
【汉译大藏经】
佛教各系之传译经典中，以汉译大藏经翻译流传最早，部帙亦最庞大，起自后汉，迄于元代，系由梵语、巴利语、胡语等译出。最早期之经典翻译，以东汉桓帝建和2年（公元148年）至洛阳之安（安息国人）世高为代表，主要翻译小乘经典，内容多偏重于习禅法门。桓帝末年之时，支娄迦谶（大月支人）亦至洛阳，主要翻译大乘经典。经典翻译之初，多零简断篇，所译亦不成体系，翻译之文体亦未确立；亦仅是各自单行书写流传。至苻秦道安（314？-385），始将译经加以搜集分类，编成目录，此即《综理众经目录》共收经典639部886卷，为我国第一部之佛典目录。其后，僧佑、宝唱等亦撰各经录以增补之。迄隋唐，译经事业更盛，其中以僧佑之出三藏记集、法经等之众经目录、费长房之历代三宝纪、道宣之大唐内典录、智升之开元释教录等为最著。又于上举各种经录之中，以《开元释教录》收录最称完备、记述正确、分类合宜，而受到各时代学者之重视，其分类法亦为开宝藏以降大多数之藏经所沿用。
汉文大藏经，在隋唐之世即有纂集，然其时未有印刷术，凡有编集，皆赖书写，直至宋代，始有刊本。而汉文大藏经之刊印，以宋太祖于蜀之成都雕刻（木版印刷）全部大藏经为嚆矢（开始），此即官版蜀版开宝藏。此后，藏经印刻之事业陆续兴起。
宋（开宝藏、契丹藏、金藏、碛沙藏）、元、明（南、北藏）、清（龙藏、频伽藏）各有藏经。民国45年（公元1956年）开始编行的《中华大藏经》，以至民国72年陆续出刊的《佛光大藏经》等。
【汉文大藏经的编目与价值】
自佛典的结集[ [1] ]的经典，即具备经、律、论三藏之型态。为其编目之始。晋‧道安法师有《综理众经目录》编目以年代为序，有失译经典，俾后人补正。且严定真伪，令学者知所去取。北朝北魏李廓的《魏众经目录》，始将大、小乘加以分判。而北魏，己将佛典称为「一切经」，(www.lishixinzhi.com)南朝‧梁则名之为「大藏经」。至隋代「一切经」与「大藏经」二名己甚普遍。自隋至唐初，而一切经之内容大抵定型。唐代之佛典又有「内典」（如道宣‧《大唐内典录》）、「释教」（如智升《开元释教录》）智升《开元释教录》尤称善本目录，对后代佛教目录学影响甚巨。是依经、律、论而编目的。且分菩萨三藏（即「大乘」）、声闻三藏（即「小乘」）下各分经、律、论。而大乘三藏下又分为：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外重译、单译等。且对佛典之真、伪加以甄别，足见其编目的态度之严谨。此为后世藏经的典范。道安法师于《中国大藏经雕刻史话》以为：「开元录踵内典录之成规，而组织更加严密，资料更加充实，在斯学中，兹为极轨。」「极具权威之巨著。 」后至北宋的的开宝[[2] ] 大藏经，大约为5000卷。其编目都上承唐代的型式编目及卷数。及印就分赠邻国如女真（金藏）、西夏（契丹藏）、高丽（高丽藏）、日本、交趾（今越南）等。此藏经对后世尤其日本影响至巨。
至明‧智旭《阅藏知津》之编目：除经、律、论各分大小乘外，别立杂藏之目：包括各宗（如台宗、禅宗、贤首、慈恩、律宗、密宗）、忏仪、传记、护教、音义等。又在大乘下以天台宗的「五时」编目：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部。「论藏」下分：「释经论」（解释经义为主，如《大智度论》为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宗经论」（遵某经之宗旨而加发挥：如《中论》是依《阿含经》、《般若经》要义为主而作论）、诸论释。其后，「频伽藏」大抵以此格式为主，而另加日本各宗。至其他日本的
至日本（明治年间）「缩刷印藏」（仿《阅藏知津》之编目）及「卍字正续藏经」，（昭和年间）「大正新修大藏经」等，大抵不出此一格局。不过另辟「中国撰述部」、「印度撰述部」及「日本撰述部」。
至有关大藏经的编目，即今所谓「目录学」，梁启超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3] ]认为佛家目录学优胜于一般目录之书，并罗列五点：
一、历史观念甚发达：凡一书之传译渊源，译人小传、译时、译地，靡不详叙。
二、辨别真伪极严：凡可疑之书，皆详审考证，别存其目。
三、比较甚审：凡一书而同时或先后异译者，辄详为序列，勘其异同得失，在一丛书中抽译一二篇，而别题书名者，皆一一求其出处，分别注明，使学者毋惑。
四、搜采遗逸甚勤：虽已佚之书，亦必存其目以俟采访，令学者得按照某时代之录而知书佚于何时。
五、分类极复杂而周备：或以着译时代分，或以书之性质性。性质之中，或以书之涵义内容分，如既分经、律、论，又分大小乘。或以书之形式分，如一译多译；一卷多卷等等。同一录中，各种分类并用，一书而依其类别之不同交错互见动至十数，予学者以种种检查之便。吾侪试一读僧佑、法经、（费）长房、道宣诸作，不能不叹刘《（七）略》、班（固汉书艺文）《汉书艺文志》、阮（孝绪）《（七）录》之太简、太朴素，且痛后此踵（接着）作者之无进步也。郑渔仲、章实斋治校雠之学，精思独辟，恨其于佛录未一涉览焉，否则其所发撝必更有进可断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