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以「卖春立国」的娼妓输出国日本还有比娼妓更悲惨的纺织厂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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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的梦想奋力急起直追的日本近代史，也是一段充满牺牲的历史，其中最可怜的牺牲者莫过于社会的弱势族群，例如被冠上「不劳者不得食」恶名的穷人，或是在堪称「必要之恶」的公娼制度之下，人权被忽视的 ... 。直到进入大正时期，才总算有救赎之手向他们伸援。

东京各处沦为贫民窟，百姓过着悲惨的生活

「难以从社会底层深渊脱困的百姓，不论是父母还是儿女，都逐步堕入惨无人道的暗黑生活。」

大正时期，作家草间八十雄探访位于东京南千住新町（现今的荒川区）后巷的大杂院「朝日馆」之后，写下上述的感想。受日本 ... 内务省与东京市之托，负责调查贫困百姓生活情况的草间，留下许多与贫困问题有关的著作。

朝日馆共有七十五间房，约住了三百人。每间两坪或二．二五坪的空间平均得挤着四个人一起生活，对此，草间也留下「这里看不见当时理应普及的电灯，居民只能点油灯度日。没有寝具的居民约有三成

更悲惨的是连栖身之地都没有的游民，草间曾描述道：「让我更震惊的是，

德川幕府瓦解后，江户因人口锐减，一时间形同废墟。穷人纷纷闯入空宅，贫民窟于焉形成。除了被称为「三大贫民窟」的下谷万年町、四谷鲛桥、芝新网町，评论家纪田顺一郎在其著作《东京下层社会》（东京の下层社会）更提到：「若连小规模贫民窟都列入计算，其数恐达七十余所。从下町到山手，贫民窟无处不见。」鲛桥的贫民窟更出现了下列的景象：

「几近倾颓的家屋硬是由木条撑着，屋檐已然老朽，屋顶布满青苔，门前的遮雨棚也已残破不堪，由此处进出的人们，无不担心土块掉落衣襟。」（《国民新闻》记者松原岩五郎，《最暗黑之东京》）。

松原另以 大杂院本是人们从农村来江户讨生活之际的临时住所，并非永久的居处，所以此地的居民也就没有维护公共卫生的意识（前引《东京下层社会》）。

据说当时的穷人只吃得到附近士官学校厨房丢掉的厨余 有些业者会从下水道捞起饭粒，但这些饭粒是不是会当成家畜的饲料卖出可就不得而知。

根据草间的说法，游民将餐馆丢掉的厨余称为「DUKE」（ヅケ）或「DAIGARA」（ダイガラ）。大正时期，游民最多的浅草出现了于固定地点共同乞食的「KENTA」（ケンタ）、沿路强索金钱的「TSUBU」（ツブ）、从弱势的游民手中巧取豪夺的「TAKARI」（タカリ）。更为悲惨的是精神异常的「HIROI」（ヒロイ），只能边走边捡路上的食物裹腹。

其中也有故意换上一身褴褛、为博同情从贫民窟到闹区「上班」的游民。居无定所的游民分成住在木赁宿的「DOYA」（ドヤ）、当土木工人的「部屋者」（部屋もの）、把郊区森林小屋当成家的「SABURI」（さぶり）、于公园或桥下露宿的「OKAN」（おかん）。

当警察展开「游民取缔行动」时，游民就会互相通知「YABAIYABU」（ヤバイヤブ）来了，YABAI（ヤバい）指的是「坏心的」、YABU（ヤブ）则是代指「警察」的暗号。

在贫民的生活之中，在明治到昭和战后这段时期，因为贪图养育费而领养「另有隐情」的婴儿，再 ... 掉婴儿的事件接二连三发生。贫民几乎都失学，他们的小孩也无法上学，只能以捡回收、捡破烂、乞讨为生，没有户籍的也大有人在。

为了救济贫困儿童，下谷万年町于一九○三年（明治三十六年）设立了学杂费全免、发给学用品的「特殊小学」，之后一直到昭和初期，各处贫民窟也纷纷设立了特殊小学，但是会让自己的小孩入学的游民非常少，因为他们没办法让小孩带便当，也没有让小孩上学穿的衣服。据说当时其他地区的小孩都戏称这种小学是「穷人学校」，这些小孩长大成人后，也会因为是从特殊小学毕业而遭到歧视。

挑战「卖春立国」的废娼运动

据说大正初期的东京贫困人口约有三十万人。进入明治时期后，丝毫不见任何社会福利政策的原因是担心给予救济，弱者将更不思振作，即使到了现代，这种想法依旧存在。

对社会底层伸出援手的主要团体为基督教团体，其中特别值得介绍的是「救世军」。救世军（Salvation Army）是一八六五年英国卫理教会牧师卜威廉所创，以军队形式作为架构，从事社会服务与传道的宗教组织。

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十八年）九月传入日本后，便由享有「教世军的山室，还是山室的救世军」美誉的山室军平大幅扩张。救世军打响名号的一役就是「废娼运动」

直到近世之前，

不过出身贫困农家而被迫卖身的女性都碍于先前欠下的债务而无法恢复自由之身，若是执意废业（不再卖春），就会遭到游廓业者暴力以待，当时的警察也与游廓业者勾串，对此情况常置若罔闻。

自由民权运动斗士中江兆民与大正民主运动推手吉野作造这些开明的知识分子，也反对废止公娼制度，对他们来说，娼妇的人权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从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为止，

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九月二日，「洲崎游廓」（现在的东京都江东区东阳一丁目）有两位娼妇向救世军提出自由废业的申请，于是伊藤富士雄上尉只身潜入洲崎，但游廓业者这边却召集了二百名街头无赖守株待兔，

「伊藤大尉遭受一个月才能康复的重伤，二位娼妇全身也遭受二周才能完全康复的挫伤。

不过这两位娼妇在隔天成功废业。报纸大肆报导伊藤上尉拼死拯救娼妇的英勇事迹，被困在全国游廓的娼妇也因此被鼓舞。

现代救世军本营传道事业部 ... 樋口和光提到「救世军仍保护遭受家暴的被害女性，现代的日本民主主义、男女平权是争取的成果，不是从心底认同的结果，所以男女平权的概念仍然薄弱」。

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吉原遭受祝融之灾，隔年，大阪的难波新地与游廓也遭受大火，反对游廓重建与废娼运动也借机发展为全国性运动，但即使如此，吉原仍然重建，大阪也于天王寺附近新设飞田游廓作为替代。

废娼运动之所以受挫，全因日本主张「卖春立国」，而且还是「输出国」据一九一三年（大正二年）的统计，被卖至国外的娼妇（唐行小姐）人数达二万二千三百六十二人，约占海外定居日本人的七点五百分比，卖身地包含欧洲、南北美、西伯利亚、中国、东南亚与世界各地（竹村民郎《废娼运动》〔廃娼运动〕）。

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的关东大地震将吉原烧成人间炼狱，约有一千名娼妇于此时丧命。参加十月一日追悼会的女姓解放运动家久布白落实控诉「东京有几十、几百万位女性。为了守护这些女性的贞操，已有六千名女性牺牲」。

只可惜在女性没有参政权的时代，废娼运动无法完全达到目的，

在一九五八年（昭和三十三年）四月一日，卖春防止法完全实施之后，娼妇才真的得以「解放」根据多数的历史资料或证词指出，身陷水深火热的娼妇几乎没有人是自愿在游廓卖春的。

女工、娼妇遭受残无人道的对待

日本近代比娼妇境遇更加悲惨的就是纺织工厂的「女工」每日工时高达十一个小时以上之外，一旦进入繁忙时期，还被迫通宵达旦加班十八个小时。据说她们必须在机械前面站上一整夜，连抽空去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恶劣的居住环境与不像样的饮食让许多女工相继生病，纵使因工失明，部分雇主也不愿请医生诊治，有些工厂也会以「社内借贷」的方式栓住女工，迫使她们如娼妇般被债款困住。